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顶层设计”字面含义是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所谓“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足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少人认为这是“摸着石头过河”战略终结的开端，其实不然。

符合国情的发展方法

　　首先，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大目标是一致的，即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大国国情的发展方法。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把中国的发展方式看成是一个“模式”，而是一条中国特有的道路。

　　中国传统理念中“模式”并不存在，寻找 “道在何方”是一个连续的动作过程，并无要达到“终极彼岸”的目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在经济改革的范围里适用，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更是如此。在很多政治改革理论中，强调引进西式民主的一个基本心态都是把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作为终极级目的地。以彼为普世，以我为特殊，所以西式民主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永恒”，而中国的体制就成为“转瞬即失”的过渡。这种思路本身就是造成体制不稳的心理因素之一。

　　其二，“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含义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然是求稳的改革方法，它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在危险的水流中寻找支撑点，避免没顶之灾。用政治语言来说，就是不能在改革过程中陷入危及政权合法性的漩涡。改革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类漩涡到处都是。既有全盘西化的诱惑，也有精英拜金主义的黑洞。温家宝说腐败是最大危险，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全盘西化论者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只要引进西式民主，腐败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其中一个根据是，西式民主已经解决了政权不稳的问题，所以能够用法治手段全力对付腐败。其实，利用民主体制的腐败也比比皆是，只是还没有撼动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美欧民主经验显示体制须常创新

　　但是西方民主体制面临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相同。比如18世纪以来的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寻求代议制民主的目的完全相异。美国的体制安排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的限定，而欧洲国家的重点在于解决社会冲突，防止内战。现在的美国体制面临的是间接民主所带来的民主赤字，比如福利社会的体制安排落后欧洲，幸福感也大大低于欧洲，所以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降低。

　　欧洲面临的则是另一种民主赤字。虽然欧盟各国之间和国内发生内战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欧洲公民的政治倾向已经由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发生了深刻变化，选民的政治态度不再反映在社会两极化，而是“内心两极化”，即爱国还是爱欧盟的内心矛盾。如何处理个人内心矛盾与欧洲国家间一体化的关系成为欧洲各国民主体制难以应付的新课题。

　  任何国家都需要不断的政治体制创新。应当说，中国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政治难题一直是国家稳定与否。长期的外国控制和干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内乱频仍的根源。在这个根源被清除以后，由于体制的缺陷，也造成过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

　　但是在社会稳定问题上，一般的民众都会有基本的共识，很少有人希望国内动乱。所以，“顶层设计”的重点放在建立维稳“共识”本身是不必要的。重要的是要直接清除民怨的根源。反腐败是关键，因为它已经开始损害政权的合法性。只有清除这个毒瘤，顶层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得以成功。

中国政治改革的两大思路

　　顶层设计的政治改革的先后次序问题是当下争论的焦点。目前有两种思路的影响较大。一是以俞可平为代表的“增量民主说”。这个理论看似与“摸着石头过河”雷同，实际上是有实质性差别的，因为它还是在强调“终极目标”，以西式民主的内核为界定“增量”最高限度的标准。“摸着石头过河”则是一个不断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不是达到以某个普适的政治楷模为基准的体制安排，而是确定当前面临的体制安排难题。所有政治改革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发现终极真理”，而是因时而易，因势利导地解决当下的难题。

　　还有一种思路与“增量民主论”看似相对， 但殊途同归。这就是以郑永年为代表的“专家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明确界定“民主的领域”，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可以通过“增量”来达到的，尤其是政治领域。因为在“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政府票决民主和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而专家治理是“建设现代国家”的保证。然而，“专家治理”就一定能够清除当下最紧迫的体制性的腐败吗？此外，挑选“专家”的标准不能仅仅限于技术层面，必须要有道德要求。很难相信，没有有效合理的体制安排，专家和挑选专家的官员本身的行为将会受到严格的道德制约。

　　不过，上述两种论调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赞同民主票决“先党内后党外”的改革路径。然而，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这个改革的成本太高。一是旷日持久，解决不了当下的紧迫问题，比如社会安定问题。二是人为地划分尊卑界限，好像党内民主改革有先行的特权。

让民怨有出路 选举制须先突破

　　笔者以为，顶层设计的政改也应当“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我们承认当下社会稳定问题在于民怨无处释放，那么最佳的改革路径应当是改革现存的政治代表制，并从上到下同时进行，建立一个在官民之间的有效减压阀。政治改革的目的，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从来就不是寻求“共识”，而是寻求 “利益调和”。当社会共识不存在时，民主政治代表制也难以运作，在西方表现的是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同时，任何以高压维持所谓“共识”是治标不治本。当下的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共识其实存在，但由于腐败和社会不公，在官民之间造成巨大的隔阂。

　　事实上，任何政治体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代表制。传统中国的朝廷之下，百姓之上是士大夫阶层，百姓可以通过这个阶层表达一定程度的真实民意。当然，士大夫里部分人为官，有时官官相护盛行，所以民意未必能够上达，但是有的士大夫仍然可以通过“清议”影响朝廷的行为。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中国现实的政治代表制同传统的体制有类似之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既有现职官员，也有各行各业的人士。

　　所以，顶层设计需要的是“美学观念”。如同一幅油画，太近的距离观察越看越难看，而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才能看出艺术美。换句话说，目前官民的关系有隔阂，不拉开一定的距离，双方都各自看得不顺眼。因此，中国必须对人大和政协做出一定程度的改革，让民众的怨气有出路。要让现代“士大夫”表达民意，就一定要在选举制上率先突破。

　  传统中国的选举制，即科举制，比同时代的欧洲封建制在维稳方面公平、有效得多。在任何社会里，利益调和的要点是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的矛盾的调和，维稳的基础在于利益调和的有效办法。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政治代表制为政治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党内民主也是改进党内代表制的重要步骤，但不能刻意强调其先行的权力，因为它多少有点讳莫如深，不能拉开官民之间的“美学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