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浅析

太平洋证券研究院 苏治

2011年，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序幕正在揭开。温家宝总理表示，“十二五”规划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7%，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30年的改革开放和励精图治，让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前最新的语境之下，“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有着更鲜活丰富、与时俱进的内涵。内涵主要体现在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包容性增长，即寻求一条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GDP与国民收入齐头并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虽然在今天才缓缓拉开大幕，但却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累积效应的一个必然反馈。本文立足于宏观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微观的经济结构调整现状，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恰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利于社会实现整体稳定和谐的增长。

一、经济发展的规律决定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以下规律：即高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人口的结构性失衡。作为改革代价的结构失衡又将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形成阻碍。因而“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根本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经济结构的优化已超越经济增长的告诉成为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和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一定的经济增速下滑也成为了偿还这种改革后遗症的方式。

1、改革的代价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对着三十多年以来的一个未破将破之变局。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过30年的持续增长发展，我国进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61美元，城镇化率为48%，工业和农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外汇储备量也跃居世界第一位。而另一方面，我国持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过程，同时也是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快速拉大的过程。国家发改委专家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称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警戒线，是世界上少数差距相当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亟待解决。

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一是需求结构失衡。需求结构失衡既表现为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失衡。从1981年到2010年的29年间，我国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投资率逐步上升，大量产品用于投资和出口，进一步导致需求结构恶化。我国消费率从1981年的67.1%降至2006年的50.7%，到2009年进一步降到48.6%，“十一五”期间贸易顺差也明显扩大；二是产业结构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粮食供给紧平衡，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制造业大而不强，产能从低端到高端、从内需到外需、从传统到新兴产业均不同程度面临过剩问题。第三产业落后，三产占整个GDP的比重过低，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过小；三是生产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我国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大量关键设备和技术依赖进口，科技研发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经济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源投入，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环境承载能力；四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成为制约需求结构的重要原因。财政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由于中央和地方事权财力划分不合理、干部考核体制不科学，地方政府还通过大量土地出让获得财力，导致商品房价格快速上涨，降低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通过垄断获得大量利润，很少向包括国家在内的股东分红。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逐步下降的同时，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镇20%最高收入人群与农村最低20%的人群差距由2001年的15倍扩大到2010年的近26倍。农民工在享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稳定收入和稳定工作的农民工没有变成城市人口。

人口结构性矛盾显现。“刘易斯”拐点到来，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将逐渐消失，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主要是因为：第一，从劳动力数量上来看，生育高峰期过后劳动力人口将逐渐减少、“90后”人口下降、教育普及率提高带来农民工阶层人数日益减少。第二，从劳动力结构上来看，人口发展的矛盾已经由单一的总量矛盾转变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压力随之加大。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我国现已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抚养比升高，这意味着社会保障资金流入减少，支出增加，这对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带来重大历史性挑战。另外，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总量过剩与部分岗位“用工荒”并存。第三，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机会成本不断的上升，映射出农业部门劳动力出现了明显短缺。农民工的工资在不断上涨，劳动力需求超过供给这一形势已相当明显。日本、韩国等国家“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和背景也值得我国借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农民工人数减少，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会悄然发生改变，“中国制造”将受到挑战，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2、对代价的偿付

在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代价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转型必然伴随着价值模式的转换，即用一种价值取向代替另一种价值取向。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不可能按照某一理想完美的实现。一般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级阶段，社会必须优先把主要力量放在解决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上，而使其他问题的解决不同程度地受到延滞。这说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保证和实现一些价值，必须丢失或暂缓实现其它一些价值——这就是代价。追求一种没有任何缺憾、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的经济转型或社会进步，只能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随之转换，这主要地体现在对于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追求的关系上。针对改革开放初期一穷二白的经济环境以及平均主义的社会环境，我们不得不使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对于公平的追求，以一定程度的公平的丧失去换取较高的效率，因而在1993年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这种模式代价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反之亦然，经济发展了，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均等，库兹涅茨倒U曲线虽然符合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实际，但其对于欠发达的解释效力如何还有待考证。事实是欠发达国家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收入差别也快速拉大的实例并不罕见。因此，我们要调整收入差距，调整经济结构，同样不可避免需要以降低效率为代价。如果要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就需要容忍“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速下降这一可能。

二、       “结构调整”过程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的有效增长和发展，总是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相伴随的。“十二五”期间，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主要通过降低投资增速、拉动城镇消费等手段实现，而这些措施的推行不可避免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

投资增速下降使得投资对经济增速贡献作用减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作用，由国家信息中心研制的经济增长模型测算表明，在1978～2010年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10％中，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推动经济增长5.9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3.2个百分点。总的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快速积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三分之一，远低于同期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平均70%的水平。因此，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挽救金融危机替代出口拉动引擎）的第一动力。而在“十二五”期间，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跟进以替代政府投资，是政府投资增速下滑之后的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然而，民间投资跟进需要相应配套措施和制度环境，这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将导致投资增速可能下降过快，难以充当对经济增长的主力拉动作用，最终导致未来经济增速趋缓。

城镇化进程受阻，消费启动缓慢，尚待时日。“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客观上要求要追求“贸易平衡”和“投资增速趋缓”，这要求“三辆马车”中的消费必须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推动力，具体而言，中国必须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而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考虑到中国贸易战略由大力促进出口到实现贸易基本平衡的重大转变，未来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和投资。温家宝总理也提出：“坚持内外均衡发展，着力构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改革，消费倾向培养是一个长时间缓慢的过程。考虑到投资增速从明年开始回复常态甚至会有所降低，而进口压力加大会使贸易顺差逐步缩小。那么增加消费群体数量也便成了当务之急，城镇化成为带动消费增长的热点。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支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居民消费，因此全面推进城镇化发展也成为了“十二五”时期所做的最重要的需求战略部署。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一战略实施，目前来说城镇化带来的消费也具有“慢热”特征，对经济的拉动也只具有“温和”和“持续”的特点，难以快速突破，这种局面将使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5到10年趋缓。

三、“保增长”的意义及方式

“十二五”期间，经济不会那么快速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可以放任自流，在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过程中，客观上要求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趋于缓慢，政府对经济增长速度便缓慢要持一定容忍度的同时，也要看到未来发展更需要保持相当的经济中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速度过慢会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不良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十二五”规划的实施。首先，保持就业稳定对经济增速提出了客观要求。奥肯定律指出，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目前很多学者对此产生怀疑。但是从有效就业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的轨迹表现为就业增长质量的高度化、有效就业的扩大化和失业的显性化，从而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同时上升，但就业数量的增速慢于有效就业的增速。这产生了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增长的错觉；就业弹性是衡量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关系最常用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种种资料显示我国就业弹性在逐渐下降，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小，但是由于被忽视的双重就业贡献——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存在、隐性失业对就业弹性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存在，我国的就业弹性存在很大被低估的可能。如果把隐性失业因素考虑在内，得出的比较真实的就业弹性也表明：“高经济增长，高就业增长”的效应确实存在。所以，若经济增长过慢，就业增长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其次，经济增长过慢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水平、投资信心，政府财政收入的压力以及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等等。

因此，政府在“调结构”的同时也要加强“保增长”的措施，使得经济维持在最适速度，以期在渡过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关之后，达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长期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扩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投资增速下滑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资本积累、劳动力总量的扩张变得异常困难。未来经济的“保增长”还需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强大的推动力。经济增长方式势必要从“生产要素推动型”逐步转变为“技术后发优势推动型”。目前来说，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有：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模仿以及完全自主创新。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强势，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且在别的国家引进的技术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发展，所以最有效的手段便是自主创新。技术模仿属于低阶段的自主创新，随着技术模仿的难度加大、水平降低，完全自主创新成为获得特殊优势、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一大亮点。因此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十二五”期间“保增长”的唯一途径。同时，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也会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不少的砝码。

“十二五”规划制定经济增速目标，一定要走出以前经济增长的误区，不能单纯的强调GDP的增长，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实现未来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