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功成名就的职业经理人要在文凭上做手脚？这其实反映了人性的弱点，只是这种弱点在当下诚信危机的中国更容易滋长。唐骏“文凭门”的大辩论显示，公众开始把职业经理人的品行与企业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商业环境国际化的可喜表现。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职业经理人背景调查制度应当得到推广，使对经理人的监督更多通过制度而不单是个人自律完成。
最近不少职业经理人遭遇危机，国外有因性丑闻离职的惠普首席执行官马克·赫德（Mark Hurd），国内有深陷“学历门”的唐骏。如同往常一样，对于唐骏“学历门”事件，人们众说纷纭。可喜的是，网络时代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言论平台；遗憾的是，各种评论泥沙俱下、就事论事，我们通过这样的讨论究竟能得到什么？为了慎重，我找来一本唐骏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通读一遍，读罢掩卷，作为一个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老留学生，突然有了骨鲠在喉、必吐之而后快的感觉。
文凭造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性弱点
其实，职业经理人夸大和捏造学历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在美国也不例外，因此，这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反映了人性的弱点。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寻，人们总是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夸大好的东西，掩盖坏的东西。
2002年，有着近160年历史的眼保健用品巨头博士伦公司（Bausch & Lomb）的首席执行官罗纳德·扎雷拉（Ronald L. Zarrella）被曝光在履历上夸大事实。此公一直对外声称获得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MBA学位，事实上，他虽然在那里攻读MBA，但并没有拿到学 位。这一丑闻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因为董事会的力挺，罗纳德保住了乌纱帽，但被罚去了当年的奖金，包括根据合同当年可以拿到的110万美元保底奖金。
同样著名的软件公司Veritas的首席财务官肯尼斯·朗查（Kenneth Lonchar）就没这么幸运了。此公声称，自己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取学士学位后又获得斯坦福大学的MBA，事实上，他仅有一个爱德华大学的学士学位。事发之后，董事会逼迫肯尼斯立即辞职。当Veritas将此事在2003年10月公之于世时，其股票当天暴跌19%，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也纷纷将其降级，道 理很简单：首席财务官说谎，你公司的账目还能相信吗？由此可见，高级职业经理人的品行对公司市值的影响之大。
近年曝光的还有2006年美国电器连锁店Radio Shack首席执行官大卫·埃德蒙森（David Edmondson）的文凭造假丑闻。此公根本就没有文凭，他倒也没有拿哈佛、斯坦福吓唬人，只是编造了自己在一家神学名校—太平洋海岸浸礼会神学院（Pacific Coast Baptist College）获得神学和心理学双学位的故事。事实是，此公仅在该校学习过两个学期，而且那里根本就没有心理学的学位。丑闻曝光后，公司股票应声下跌 8%，5天后，大卫迫于压力不得不辞职。
其实，作假或夸大学历的不仅仅是高级管理人员，美国有调查表明，90%的毕业生表示，为了得到一份工作愿意在履历表上作假。这虽然并不表明实际上有 90%的人作假，但由此可见，人们在学历作假这样的不道德行为上的道德底线并不高。这种人性的弱点在中国“报喜不报忧”的文化中尤其容易得到滋长，在当今诚信危机的社会风气中人们常常习以为常。而现下时髦的所谓“炒作”，更容易让人性的弱点战胜当事人的良知。正因为此，人们在把石头砸向唐骏以前最好扪心自 问：我曾经这样做过吗？面对诱惑，我会这样做吗？这当然不是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辩护，但是，改善社会风尚的第一步难道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吗？
“造神”的诱惑:为什么功成名就的经理人要在文凭上做手脚？
网上对唐骏“学历门”的很多讨论集中在他的文凭是真是假上，其实，唐骏提供的加利福尼亚的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的文凭本身倒是货真价实，不过，在留学生圈子里，这样花钱买文凭的学校被戏称为“野鸡大学”，它们有的纯粹是买卖根本没有任何教育内容的一张纸，有的则是提供“拆烂污”的速成教育，但两者都得不到专业机构的认证。而美国的雇主尤其是大公司，对学历的要求无一例外是必须来自经过认证的 大学。以唐骏当年在日本留学和导师闹翻、弃学赴美的落魄窘境来看，他是这种野鸡大学的完美生源，买卖双方童叟无欺，无假可打。我认识的华人里有不少买了这样的文凭，大多是为了回国时在亲友面前装一装门脸，虽然无伤大雅，却也是人性弱点之表现。
唐骏和胡腾合著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2008年12月第一版，2009年3月第5次印刷）的封面内侧是这样介绍作者的：
唐骏
196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
1980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
1985年，赴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五年
1990年，赴美国继续留学生涯，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
我们可以注意到，作者有意无意地没有按照惯例将校名和学位联系起来，即使其中并没有忘记提到北京邮电学院和名古屋大学的校名。至于作者究竟是在哪所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却被巧妙、似乎是漫不经心却极不合常理地略去了。然而，在书中第58页有这样一段话描述他从日本到美国选择学校的经历：“乘‘灰狗’ 我又回到芝加哥玩了一圈。接下来依次去了底特律、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迈阿密、休斯敦、丹佛等，然后又回到洛杉矶。这趟环美长途旅行花了我一个月的时 间，最后确定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业。”无论怎样看，这段文字都有误导读者的实际效果：既然作者“放弃在日本的博士学位，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继而“确定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业”，书中又反复强调作者有博士学位，人们只能自然而然地认为作者的博士学位由加州理工学院颁发。
创建于1891年的加州理工学院尽管是个超小型大学（2009年在校的只有本科生951名和研究生1175名），但它的校友和教师中竟然有31名诺贝尔奖得主。引导读者把作者的博士学位和这样的名校联系起来去联想推理，恰恰就是人性弱点的一个典型表现。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出版商虽然声明，唐骏曾要求删除他获得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的句子，出版方于2009年1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时进行了更正， 可是，这样的说法用来解释我在读该书第五版后得到的误导，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虽然这一误导可能是一群吹鼓手们的策划，但唐骏却不可能不知情。
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很多功成名就的职业经理人要在文凭上做手脚。这些人的能力往往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可，有什么样的学位根本无关紧要。但是，几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人性弱点的诱惑，有时候是情不自禁，有时候是身不由己，明知是错，听起来受用所以半推半就。此时，真正受到挑战的其实是当事者人生 价值的最高境界而不是最低底线。
我自己最近就遇到这样一种诱惑：一个熟人在听过我的一场演讲并得知我即将出版两本关于人生成功和职场成功的书后，兴奋地提出要帮我搞一个“造神”运动。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造神”意味着什么不但清楚而且厌恶，便一口回绝了。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克服人性的弱点变得异常困难。
寄语唐骏:职业经理人的品牌危机管理对策
唐骏现在的日子肯定很不好过，他正在经历一场像BP石油泄漏、丰田汽车召回那样的品牌危机。职业经理人一无固定资产，二无雄兵百万，有的就是一个好名声，名声代表了他的阅历、能力和成就，所以，职业经理人的声誉更像是一个公司的品牌，品牌的建立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长久功夫，其毁塌却可能源于一个小小的不慎。
职业经理人品牌的危机管理和跨国公司的危机管理并无不同之处：一是现在就说；二是竹筒倒豆子，不藏不掖；三是自己来说，包括诚恳地道歉。这三点唐骏都没有做到。他先是选择沉默两周，这是危机发生时的致命伤，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你不说，别人说；二是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不是竹筒倒豆子而更像挤牙膏，先是 为有没有博士学位辩护，然后抛出个“野鸡大学”的文凭，越挤越糟糕；三是始终没有道歉，其实可以道歉的地方很多。
平心而论，以唐骏的阅历和成就，你可以不认可他的风格和做派，却不能否定他的能力。如果说现在很多“海归”是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镴枪头，唐骏可以说是含金量很高的职业经理人，他的工作阅历更是无可挑剔。如同丰田和BP一样，唐骏的品牌抗危机的能力也很强。即使新华都集团最终不能容忍唐骏“学历门”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意味着他职业经理人生涯的结束，关键是唐骏本人能否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从他的阅历看，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栽了跟头后又爬起来，而且跑得更快的人，因此，我从心底里为他鼓劲。
寄语中国经理人:靠品德取胜，且慢称“第一”
关于唐骏“文凭门”的大辩论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迪呢？
首先，是中国公众开始把职业经理人的品行和素质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并把它们与企业的行为和前途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商业环境国际化的一个表现，非常可喜。这种关注无疑提高了社会对职业经理人，尤其是像自称“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的唐骏这样的标杆人物的要求。社会舆论的监督将会越来越严，公众 的关注程度会越来越深，企业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另外，作为一个优秀的经理人，永远不要忘记企业是自己成功的平台。唐骏在职场的成功，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仗的是微软这个超级品牌的光环效益。所以，职业经理人要有感恩的态度和知己的明智，切忌过分渲染个人的作用，更不要随便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管理模式和理论，也不要妄称 “第一”。第一在哪里？是销售第一，利润第一，规模第一，薪金第一，还是学历第一或做秀第一？名气大固然好，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有了隐患。西方职场有个警句：离开谁都行（Everyone is dispensable），在中国，职业经理人中也是藏龙卧虎，还是慢称“第一”为好。
在职场上我们常常看到，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在如日中天时被其他的公司如获至宝地高薪挖角，然而换了平台却水土不服，从此一蹶不振。最典型的该是当年杰克·韦尔奇手下的大将罗伯特·纳德利（Robert Nardelli），他在继任韦尔奇的三杰竞争中落选后愤然出走，先后在著名的家得宝（Home Depot）和克莱斯勒（Chrysler）公司任首席执行官，但都是业绩平平，落荒而逃。我听过他的一次演讲，狂妄得不行，一切都是我我我。这样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是二流的商业领袖，真正卓越的领导人无一不是具有谦虚品德的智者。
寄语中国企业:推广经理人背景调查制，靠制度取胜
在美国，跨国公司对哪怕是底层经理的学历也都要通过人力资源部调查核对。就在前不久，我所在公司的世界货源战略部就发现一个从中国内地来的经理文凭造假。公司发给她的聘用合同中有明确的一条：“此份聘书的有效性将受制于关于申请人的背景调查结果”。这里的背景 调查包括学历、是否有过犯罪记录和吸毒等不良记录。这位女士可能低估了美国公司对背景调查的严肃性，欣然签字受聘而且开始上班。关于她的学历调查结果在她上班后两周出来了，原来她只是在某校学习过两年，并没有如她所说的是四年学历而且获得学士学位，结果当然是立即走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在短短的两周内 以勤奋、聪明和友善赢得了周边人的一片赞誉，众人得知这个消息无不扼腕叹惜—她根本无需这样做！
至于对高级职业经理人的背景调查，雇主常常不惜重金（常常要花4000-5000美元）以确保万无一失。坦率地说，我很难相信，唐骏当年进微软时敢说自己在加州理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恰恰相反，在比尔·盖茨这个哈佛大学最有名的辍学生创办的公司里，最重视的肯定是真才实学，所以可以断定，唐骏的真才实学不容置疑。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职业经理人背景调查制度肯定会在中国得到推广，对经理人的监督将不再单单依靠个人的诚信和自律，更多将通过制度的不 断完善。
最后，中国的企业和媒体也要正确地认识职业经理人的作用，不要炒作，不要捧杀。国内媒体津津乐道的唐骏天文数字的转会费，就是一种典型的浮躁。你听韦尔奇说过自己是“世界第一首席执行官”吗？读过韦尔奇畅销书《赢》的人都会记得，此公对明星式职业经理人的态度：你绝不要害怕你的明星大腕们；决不要姑息明星大腕们的错误行为，如果姑息，他们会变成极具破坏力的怪兽；绝不要让他们拿公司当人质；更不能容忍他们漠视公司价值的言行。
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里用了大量的笔墨渲染了自己在微软的业绩和很多“唐骏式”管理高招，当然，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他常常提到的由比尔·盖茨亲自批准授予的、微软历史上唯一的“终身荣誉总裁”称号，他不但不讳言甚至常常公开谈论自己在管理理念方面与美国总部的冲突和与大中华区在运营中日益激烈的矛盾。众所周知，唐骏离开微软的导火线是陈永正从摩托罗拉空降微软，取代黄存义担任大中华区总裁，并架空唐骏作为中国区总裁的实权。被人们忽略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拥有如此骄人业绩而且如此被比尔·盖茨和鲍尔默欣赏的唐骏，不但没有被提升，反倒被架空呢？跨国公司都有很成熟的接班人制度（Succession Plan），从公司架构上讲，唐骏至少应是接替大中华区总裁的内部候选人之一，以其常常炫耀的业绩和中国区的重要性，他其实应该是大中华区的当然接班人。微软挖角陈永正发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信息：包括唐骏在内的内部候选人不能任此重担。唐骏在书中也承认：“这种双重架构（在大中华区下设置中国区）的安排本质上就是对中国区管理层的不信任。”
回头看，我们不能不佩服微软在用人方面的严谨慎重和跨国公司靠制度用人（法制）而不是用英雄造势（人治）的高明之处。这种靠制度治理的经营之道，才是公司能够基业长青、从优秀到卓越的灵魂所在，也是最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