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之于海南，用大破大立形容尤为贴切。1984年，央视春晚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风靡大江南北，海南岛就这样走进了国人的视野。建省之前的海南，由于国家的政策扶植，转瞬成为一个比特区更特的地域。“满地是黄金”的传闻来了，闯海的十万人才来了；接踵而至的汽车热、地产热将彼时的海南岛炙烤如火炉里的窑砖，闯海人赤裸裸的梦想就是淘金。吊诡的终究是历史，昔日 “万通六兄弟”赚足原始资本又引得众人眼羡，但更多的普通人折戟于奋斗的途中。

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而言，那十年，他见证了两轮经济泡沫给海南留下的伤痕。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大浪淘沙背后是一出出喜怒哀乐的故事，具体且深刻。如今，迟福林和海南岛正为国际旅游岛的梦想而努力。

1987，“海南是我的人生拐点”

凤凰网：凤凰网的网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万人书写90年代》的现场。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的迟福林院长。我们想请迟院长为我们讲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海南开发热潮。迟院长，您好。

迟福林：您好。

凤凰网：我们很高兴能够面对面的聊天。之前我在阅读《新世纪周刊》时，发现了一篇写您的文章，那篇文章是说，海南对于您而言是一个拐点。我非常感兴趣的是，1987年底，当时您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调到海南，那个时候的海南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呢？

迟福林：对我本人来讲，确实是一个人生的历史拐点，我在这之前虽然在中央机关工作，我还一直穿着军装，穿了整整 20年，可是为了去海南岛，当天就从一个军人变成一个老百姓，在北京办了一天手续就办完了。第二从我来说，我一直从部队在国防大学当教员，又在中央党校，又在中央机关，没有到地方工作。1987年从北京到了地方工作，所以对于我来讲，20多年是人生的拐点，而且我现在从自己的情感深深的喜欢海南，融入到海南去了，我的海南情结应该说是很深的。

凤凰网：您提到了海南情结，您当时去了海南，那个时候，这个岛屿是怎样的？

迟福林：我到海南工作之前，没有去过海南，那个时候在我头脑印象中的海南岛应该是很漂亮，有异国他乡的感觉，但是我下了飞机。因为当时的飞机场就在市中心，好像反差特别大。

凤凰网：反差很大。

迟福林：因为机场很小，出机场以后的路也很窄，我一去就给我拉到招待所，招待所条件也很差，好多人住在一起。我是从北京到海南，又从中央机关到海南，所以当时我说海南给我一下子，第一眼印象跟我想象的海南岛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凤凰网：能够适应吗？

迟福林：开始不适应，开始第一个是气候不适应，我在1988年的时候，手上都是脱一层皮，一层皮的，所以那个时 候从来没有穿过短袖。1988年的时候，我一定要穿长袖，才能够尽可能把这种遮起来。

一年以后气候我就完全适应了，当然最初生活上也有很多不适应，你比如说，我在省委工作，我还是一个部门的头，可是我好多人都挤在一个办公室，大热天我没有空调，晚上加班我要穿着短裤，光着膀子的。

凤凰网：其实气候上、生理上，主要是心理上面的差异，一个落差。

迟福林：就是跟你的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那个年代对于我们30多岁人来讲，应该有一股热情，而且是很大很大的热情。那个时 候，这种热情对我个人而言，一直使我能够在海南扎下来，而且一扎就是23个年头。

凤凰网：您刚才提到热情，我能狭义的理解为理想吗，您30岁的时候理想是什么？

迟福林：那个时候，我事业上一个很重要的理想，就是海南岛一张白纸，一切从头开始，刚刚建设，它应该是中国改革上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可以在这个白纸上能够写出一些好的文章来。所以我希望自己在北京做的一些改革研究，能在海南这片土地上能画出一幅好画来，这股热情真 是一直在激励着我。

凤凰网：所以也是一种理想表达，当时我们有一首歌《请到天涯海角来》非常之红？

迟福林：我现在听到这首歌也很亲切。

凤凰网：歌词其实是很欣欣向荣的一种表达，但当初海南的经济状况以及它的支柱产业怎样？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数字。

迟福林：是的，1980年以后，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海南岛，有了一股热潮，但是在1988年建省以前，海南岛可 以用两个字概括——落后。

第一，它的产业结构，农业一直占50%，甚至在80年代中期，还是将近60%，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比例占得这么高的一个整个产业结构当中，你可以想象它到底发展怎么样。

因为农业结构占了50%到60%，所以它的经济总量就很小，海南建省前，整个GDP的总量就60到70个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很低。 我大概记得刚建省的时候，城镇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到1200元，农村大概就在600块钱，可能还没超过600块钱左右。财政收入当时建省前，1987 年底只有3.7个亿，到了1988年才超过4个亿。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1987年底，我刚去海南岛不久，我去参加了建省筹备组，梁湘当时担任筹备组副组长，海南省省长后备人选，他来主持研究建省以后的财政会议。当时海南省建省筹备组有一个财政小组的负责人给他汇报，讲的很详细，从万讲千讲百讲十，然后讲到了个数，就是几毛几分都讲出来了。梁湘就站起 来说，你搞错了没有，我来给你研究几毛几分吗？我想听听你的思路。

梁湘省长说得很有道理，他当时从深圳来。深圳那个时候在80年代末，它的经济已经有了一个很快的增长，可是海南岛1987年底的财政收入大概就 3.7亿。所以我们财政部门的负责人把几毛几分都汇报出来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梁湘省长讲的，我印象也很深，就是反差特别大。

可是当时海南600万人口，财政收入只有不到4个亿。

凤凰网：非常严酷。

迟福林：当时确实是相当艰难的一个过程。

凤凰网：但其实深圳、珠海，还有海南岛，他们当时基本在同一时间被划为特区，差不多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迟福林：是的。

凤凰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迟福林：是的，应该反差很大，当时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志杰，当时原来广州市委的老书记，我经常给他服务。你看他住的老房子里安了一个破空调，那个声音简直吵得你没办法工作，所以他根本不用空调，我有时候晚上跟他讨论材料，讨论文章的时候，一般他都穿大短裤，光着膀 子，拿着大扇子摇来摇去，就在那改稿子、写稿子、讨论稿子。这就是一个省级干部到海南的场景。

凤凰网：非常有干劲。

迟福林：真是，那个大不一样，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干到这种情况，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气氛，你半夜三更一两点钟敲他们的门，他们会热情接待你没有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喊他。

凤凰网：您还是很怀念当时那种很艰苦的环境？

迟福林：那是一种有纯情和热情的年代。我记得1988年晚上，我在一个办公室加班写稿子，也是穿着一个短裤。冯仑动员我出去玩一玩，我就说我不去了。他不相信，他分别找了三个人，其中找了一个女士，有点形象的女士，说咱们想办法把他叫出来；可是那天晚上我实实在在有事，没有出来。

那个时候，我们大概都是说加班加点到了11点，晚上12点到大排挡去吃一点夜宵，所以我来的客人，从北京来的客人，我经常喜欢和他们到当时海口的东门大排挡，西门大排挡，海鲜很便宜。比如当时的螃蟹也就是三五块钱一斤，所以经常请他们到那去吃一顿。

凤凰网：您和冯仑、潘石屹，那时候经常会去东门大排挡吗？

迟福林：凡是北京的朋友，我们平时的这种改善生活，就会经常到那去。因为第一那里对于北方人来说可以吃到很新鲜的海鲜。第二，更重要的是那个里面有一种环境，大部分都是外地来人到那去吃饭。第三，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成本问题，相对比较便宜。

不吃财政饭试点改制的中改院

凤凰网：到了1991年的时候，中改院建立了，在《新世纪周刊》里面提到，这是一个不吃财政饭的学术机构，您能详细的解说一下吗？

迟福林：1988年，一开始建省的时候，我是在省委研究室，省体改办的主要负责人。我就给省委书记提了一个建 议，能不能允许我来创办一个改革发展研究所。

那个时候他们还开玩笑说好，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而且能把北京的一些人请来帮助我们出出主意。好，当时没钱，就给我一点特殊政策，然后我给冯仑打电话商量，他愿意来做常务副所长，主持这个所的工作。

到了1989年以后，很显然这种研究我们就很难做下去了。对于我本人，在那个状态下又激起来了另外一个想法，我能不能重新去做点研究。1990年， 这个想法就得到了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就是我们后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得到当时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他们的支持），他们那年到海南考察去了。

他们说这个想法很好，把你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咱们扩大一点叫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由国家体改委和海南省共同来办，所以1990年，国家体 改委和海南省就确定了要两家共同来合办一个改革研究机构。

我们在1991年10月1日正式建院了，而且当时建了一个小院子，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建院以后，一开始成立还是按照行政级别的，所谓正厅级的国家事业机构，一建立我们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尤其陈锦华那时候是国家体改委主任，他说迟福林能不能想一个办法，咱们是搞改革的，能不能寻求一个改革 的办法来办院。

凤凰网：这个思路很新？

迟福林：那个时候，那没办法，我们只好自己改自己。第一，我们不要行政级别；第二，我们不要政府钱，就来探求一个能不能够用社会的办法来办院。他说好，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提出来，海南省当时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国家体改委大力支持。所以我们从1991年10月 1日建院，1992年，我们就完全不要财政一分钱，完全进行企业化管理，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很多企业的支持。

然后在筹备，在1993年初，就把国家事业法人经过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批准转变成为一个股份制的这种研究机构，在工商业注册了，所以海南当地的一些企业，国家体改委和海南省政府前期的一些投入折合入股，后面又开始吸收了上海宝钢、上海石化，比如说像长春一汽。这些企业又投资入股，完成变成了一个股份 制的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国家事业机构当中，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今天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人才工作规划里面提到了，科研机构、医院、学校一律取消行政级别，然后建立理事会、董事会、实行全员聘用制，实行法人治理结构。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们感到特别亲切，我们提前搞了20年了，我们提前将近20年走出来的，走到今天，我感觉到我们还是成功的。

因为没有这种体制改革，就没有一个智库建设的相对独立性，没有这种独立性，就很难做出客观的研究。第二，这种体制就造就了我们不能养更多的人，我们要寻求更多的社会力量，所以我们简称“网络型”的，小机构、大网络，这种体制也要探讨我们怎么样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做事，所以我们就在当时对外经济贸易部吴 仪当部长，龙永图当部长助理的时候，得到他们支持。

（中改院）就开始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像德国政府做一些大的项目合作，今天我们还在合作，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的研究，按国际化，这么一个改革研究智库。

凤凰网：这个智库的理念，是90年代初就提出来的？

迟福林：是的，我们1992年就开始提出来了，当然我们把自己的办院宗旨。1992年一开始一建立，12个字 ——“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在为海南服务的同时，重点放在国家的改革发展政策决策咨询上面，我们的办法是通过网络型的，国际性的办法来达到我们这样一个目标。

凤凰网：在这个过程中中改院的职能是不是有变化？

迟福林：中改院就是做市场，从头早尾一直就这样，本着我们建院宗旨，研究海南和全国的改革政策，做改革政策的咨询，在以这个为主的同时，开展一些相关的咨询、培训和国际合作项目，这一条而且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而且越走路越宽。

我们在为海南做研究咨询的同时，现在慢慢也都给国家相关部委，给中央的一些决策，给相关省市也来开始做一些政策研究咨询，这个影响应该是逐步扩大的。

80年代汽车狂潮一夜催生诸多富豪

凤凰网：对，您刚才所讲的是海南敢为天下先的那种气概和做的一些事情。当时前前后后也有很多热潮出现，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乱象。比如说，当1980年代末期的汽车热潮，当时催生了很多富豪，比如说冼笃信，他是本地人。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了，这样的现象独独出现在海南，而且像深圳、珠海这样的特区，它们也在发展，它们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一夜暴富的现象？

迟福林：我想在任何新的开发地方都有一夜暴富的现象，当然有两种区别，一个是这种一夜暴富能把他坚持下去。不仅一夜就完了，而且能够在一夜暴富的前提下，它能把持住发展的势头。

第二，一夜暴富的现象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不要成为一个惯性。海南岛的问题是在于第一我们一夜暴富的事情，最早发生在80年代中期，就是汽车事件， 后来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房地产，又到这次国际旅游岛。

这种现象出来以后，就给大家（一个印象），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我们海南总会出现这种投机性的，一夜暴富性的事情。海南没有把这样一个事情变成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势头，而且在一个时期，一般有了一个发展机会的时候，常常这种问题就突出出来了。

我也在想为什么海南岛会这样，我想恐怕这有多种因素。海南，这个地方我刚刚给你介绍了，建省之前实在是太穷了。那么好的地方，过去老百姓的食品结构除了水稻，还以地瓜为主的。就是那里的人生活水平太低的，一有机会，大家想努力的改善自己。

第二个，海南岛又是一个封闭半封闭的国防前哨，所以有了开放机会，大家总想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快能变。

第三海南岛的经济结构是以农业为大头，在一个农业为大头的时候，它要正常的长期发展，觉得很困难，很难从农业结构上一下子就暴富，所以它常常把发展，不是建立在自己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各种机会基础上。

所以海南和珠海、深圳的不同应该有多方面原因，深圳旁边有一个香港，它可以以香港为坐标，深圳开始是村，后来经历了大量的开发；企业结构也好，人口结构也好，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再一个深圳是逐步、逐步从一个村发展到一个特区，结构从加工到创新的过程。

而海南岛总是在很多事情上总有点生不逢时，1988年建省那么好的事情，但是刚刚过了不到一年，就1989年的调幅特别大，所以多种因素，但是主要的是海南岛内在的因素，决定海南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大家认为投机性的东西太多。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印象，我想这个印象也是非常可观似的，但是可能更要看 到这种印象背后各种各样、内在外在的一种综合性因素在起作用。

凤凰网：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十万人才下海南，满地都是黄金，是真的满地都是黄金吗？

迟福林：我是赶上了十万人才下海南，因为都是集中到1987年底、1988年初，给我的一种很激动的心情，又是 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样大量以大学生为主的人才下到海南，可是海南的条件又特别差。

第一，大家很难立刻找到工作；第二，吃住条件相当差，所以当时在海口三角公园，大家弄个席子，弄个报纸，搁那个地方对付一个晚上。弄两块砖头，弄个小饭盒煮个面条，所以我晚上经常去看，我觉得我比他们不知道要好多少，我很幸运。

所以我建议省委书记，我们要想尽办法把大家这样一种生活安排进去，所以遍地是黄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那个背景下，海南马上要建省办特区，而且给出大家的信号是比其他特区更特的特区，那个时候深圳发展的势头特别好，大家会想它一定会比深圳发展的空间还大，速度还快，所以给大家提供的机会是很多很多的。 与其说满地是黄金，不如说，处处都有机会，所以大家奔着一种机会，本着一种热情，不怕那种艰苦的生活条件来到海南的。

凤凰网：所以它也是一个理想膨胀的反映？  

迟福林：是，相当一部分，整个都是青年人，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就是想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有机会，有相对的选择空间、自由空间的地方来创业，来寻求价值。

90年代海南由热转入冰封

凤凰网：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还有中央下了一些命令，或者说是中央有一些调控压制了那一股热潮，80年代 汽车热潮，那时候万通六兄弟也回了北京，像这样一种热潮之后，他们给海南留留下了什么？

迟福林：准确的说汽车事件是80年代中期前的事情，是1983年、1984年的，当然它一直延续到建省之初，都 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汽车事件是海南1980年开放以后，就是1982年中央决定开放海南，开发海南岛到1984年海南开放。一个热潮变成一个很冷下来 的，就是建省前的第一波。

建省以后，海南岛在中央政府大开放、大改革的年代下，当时很多的改革举措走在全国前面，比如说股份制，深圳异地上市只有9家的时候，海南就占了4 家。当初中央就鼓励海南能够以股份制来为主，推进海南的企业发展，所以海南一建省就明确了，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所以我们股份制在全国搞得是最早的，而且我们中改院一建院就是“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培训都在我们那里。

后来号称中国股份制改革的“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因为以前大家对股份制什么都不懂，开始跟国家体改委联合办的一个班。你比如说，1990年海 南省就出台了整个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24个条例就出来了。你比方说海南一建省就搞小政府、大社会，这样一些改革。企业登记完全是实行自主登记制度，这是海南1988年一建省一直到，虽然1989年已经有些变化，但是海南一直维持到1991、1992，尤其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那个时候又掀起了一股能不能够把小平在1988年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建立特别关系区的设想到1992年重提，在海南再造一个香港，这个热情一下起来了。

所以冯仑、潘石屹，他们在1989年以后，离开海南 岛，然后在海南改革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90年代初1991年、1992年，他们又回到了海南岛，那个时候海南1991年、1992年、1993年，整个短期资本进入海南，从350亿、450亿、500亿，每一年短期资本大量涌入海南，海南整个基础设施不完善，整个投资金融很少，这些钱短期资本干什么呢？

第一，买土地搞房地产，每一年都有几千家，上万家房地产企业注册，需要大量的办公楼、写字楼。第二，海南正好股份制承垫了一部分钱做股份，真正海南出现问题是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以后。

他们几位在海南改革高潮的时候，在房地产比较热潮的时候，进了里面淘了第一桶金，然后在低潮的时候，这桶金拿到了北京，在北京把这桶金做到了。

凤凰网：这时机非常好，他们把握的非常好。

迟福林：是，他们还是有头脑的一批人，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他们自身的智慧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样到了 1994年以后，海南慢慢又冷下来，而且很冷很冷。我记得1995年、1996年、1997年，这三年，海南的GDP增长速度从三点几亿到四点几亿，4.1%到4.8%，连续三年海南岛的GDP增长速度在全国倒数第一、第二。有一年，低于西藏，倒数第一；有两年，在全国倒数第二。

我们1992年的时候，海南GDP增长，创造了目前全国之最，40%以上，可是到了1995年就三点几了。

凤凰网：整个过程非常矛盾。

迟福林：这样一热一冷就下来了，这反映了几个大的问题，一个是海南由冷到热，事实上背后反映了大家对海南的政策预期，信心发生了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政策尽管说不变，但是实际上很多政策执行不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海南相当落后的背景下，大家的预期是海南比其他四个特区更特，但是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大家的愿望是实现邓小平给海南做成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可是那个年代，这个希望落空了。

凤凰网：理想破灭了。

迟福林：这个希望没有了。我们看到房地产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表层现象，实际的表现，但是真正背后表明了对海南的信心，这个信心的背后反映了我们政策的走势。

第二，也反映了海南整个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你说来的这些钱，我们往哪里用，能不能大量引入基础设施，能不能通过一些办法引入到我们各种实业当中去，可是海南由于以农业为大头。外来的这些钱，它自身的吸纳能力，消化能力很弱，就变成一个真正短钱了。

第三，也反映了我们一种心理。尽管我们那个时候看到了，我们要用政策、打基础、抓落实，当时1990海南刘剑锋一当省长就提到了海南的问题，能不能 够把政策用好，能不能够把基础设施做好，能不能够抓好落实。但是海南过去的基础，由于当时干部结构状况，我们把事情还看的比较短，我们整个的怎么样能够从现在着眼，能够有中长期发展的规划，应该说还是不够的，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几种结合起来，才产生你说的，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热潮，到90年 代，中期就变成一个很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想总结这一段的时候，应该做一个多方面的综合的总结。

所以，我看你给我提的问题，我就在想，用一句话概括，那个90年代初期到中期，或者到后来，是一个十分充满希望的年代。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我连 夜组织体改办的，我们干了一夜，给海南省委提出来13条建议。觉得一下有希望了，我们那个时候连篇累牍的讲，海南再造香港，国内外也说，海南又有希望了， 马上会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香港。

所以，有些人直到今年跟我说，就是你造的这个舆论，我才来的，你这个，弄了半天，把我们诳来了。我说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就感到一个极大的希望，但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确实有感到一种失望。但是，对于我来讲，就觉得这么好的地方，总会有一天会发展起来的。虽然有失望，但是从来没有绝望。

国际旅游岛定位契合今日中国

凤凰网：国际旅游岛是2000年就有提出这个构想，差不多有十年了。十年中，有什么反复？

迟福林：1999年，我们跟海南省做了一份政策建议，对于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当然的省委书记很感兴趣，就 问产业开放的出口在哪里？这个时候我提出，突破口在旅游，建立国际旅游岛。他们当时很犹豫，能建立国际旅游岛，国际旅游岛是怎么回事？怎么做？2001 年，中改院就向海南省委省政府写了第一份报告，关于国际旅游岛的框架建议。从2001年，一直到今年，我们大概至少有个七八份的建议报告，政策设计方案，提交给海南省委书记。

2002、2003年的时候，到后来2004年，我们感到，海南一下子全搞国际旅游岛，可能有困难，能不能选择三亚，所以把三亚确定为国际化旅游城市，那么当初，三亚市委也委托我们做一个方案。我们就提出来，如果以三亚为主，那个时候三亚很小，能不能把三亚作为三个县，保亭、乐东、陵水三个县连在一 起，设立一个三亚旅游经济区，统一规划，统一土地利用，统一基础设施，统一社会政策。

当然三亚也很高兴，省里面说，我们讨论。但是多种原因，这件事情，就一直搁浅了。那么，怎么样能够获得上面的同意，我当时是有犹豫的。这个方向，也不准了。到了2005年，2006年，我说能不能干脆，我们接受海南本身是一个特区，中央没有变，我们就干脆叫旅游经济特区吧。后来大家说，包括龙永图那次听了我的学术报告以后，他说我看你旅游经济，还不如说国际旅游岛更上嘴，更明确，还改过来吧，还叫国际旅游岛。

所以到2007年，海南省第五次党代会报告我参加了。这个时候，卫留成书记感觉这是很好的路子。这才决定2007年写入了海南省第五次党代会的工作 报告，在海南省，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了，然后我们2008年就写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行动建议，2009年就设计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政策和体制需求。我们这 个时候就感到很兴奋，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很快会得到中央层面的高度重视。那么，总理表了态，然后中央各个部委到海南搞了几次调研，定了下来。所以2009 年底，确立下来了，今年1月4号正式公布了，这样，说到海南国际旅游岛，不仅成为区域的发展战略，也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大战略。

凤凰网：您作为研究者，国际旅游岛，它走了十年，这个决策，您也一直有信心。但现在来说，中国整个经济格局，或者是说改革开放，也是到了“第二次改革”这样一个阶段。可能跟十年前相比，整个环境的确变了，您觉得这个国际旅游岛的产业改革，它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有 没有刚性需求？

迟福林：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什么变化了？我们要看什么变化了？二三十年前，广大的老百姓，解决了什么问题？吃饭的问题，基本住房问题。这是大家的基本需求，也就是温饱问题，当时是基本需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极大 的解放发展生产力，极大的提高经济总量，解决大家能吃饱饭的问题。

到了今天，什么变化了？大家对吃饭的追求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安全、资源环境、基本住房保障，变成这样一些追求。就从以物的追求为主，变成了和人最直接发展相关联的这样一个追求。社会需求结构这样大的变化，反映了什么？中国发展阶段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我们从一个以温 饱为目标，生存性阶段，开始进入到老百姓关心自己健康、医疗、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的阶段。

我想国际旅游岛中央决定这个时候出台，这个时机太好了。老百姓追求自身发展，同时旅游，休闲，资源环境等都成为老百姓需求结构变化下的一个越来越上涨的刚性需求。

所以，从休闲、渡假到绿色环境，哪里最好？海南岛最好。所以海南岛国际旅游岛的提出，第一个就适应了中国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30年前有几个人想 到去海南买房？我们那个时候所谓房地产泡沫，80%、90%是写字楼。今天房地产 90%以上都是商品房，酒店。这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整个国际旅游岛适应了中国需求结构变化的一个大趋势，所以这个基础，这比照20年前应该说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

第二，今天，低碳经济不仅成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要寻求好的环境到哪里？海南岛最好。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在北京富氧离子含量有多少？可能3到8倍，可是你到海口，最低是2500，到三亚，最低是4000、5000，到了五指山，热带雨林，最低是3万到5万，那是什么概念 呢？是吧？这种资源环境，越来越好。

那么我到五指山去看，很多的浙江老板在那开始盖房子，我熟悉的一个老板，他准备把一个贫穷村子的老人都迁移到五指山去，给大家找一个风光优美，水质条件很好，能够安心养老的一个环境。这个整个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三，中国和东盟贸易投资自由化全面启动。国际化，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那么海南岛作为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个连接的中枢，它完全可以扮演中央给它决定的，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交流服务平台，国际性的旅游渡假圣地，包括南海的综合服务基地，海南自身管理还不够。今年春节前后，海南房地产价 格过高，引起了一些问题。这个，海南应该严肃总结，应该深刻吸取教训。

那么又要看到这一次的情况，和90年代的情况不一样了。他的刚性需求在多方面摆着，所以只要海南岛能够把软环境做好，把规划做好，把中央给予的政策 用好，就能够把已经潜在的这种需求，把它真正变成一个现实的需求，所以，我是对国际旅游岛的前景看好。但是有前提，海南能不能抓住这样一个历史机遇，不要再错过这样的机遇，更不要由于软环境建设，由于管理不到位，再耽误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国际旅游岛对海南未来20年的发展，我想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凤凰网：你是非常有信心。

迟福林：我一个有信心，第二个，也有一点担心，就是海南一定要自己很清醒，这个机会太好了。这个需求在这摆着，这个情况下，一定要从全国的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来决定你海南应当做的事，国际旅游岛不是海南的国际旅游岛，是中国人的国际旅游岛，所以这个要跳出旅游看国际旅游岛，国际旅游岛，绝不能够说， 仅仅把它局限于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快一点，从中国老百姓中长期的消费需求来谋划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长远发展。

90年代与新世纪海南热之差异

凤凰网：凤凰网网友有很多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今天春节海南房价高涨，他们也问了，这个会不会重蹈上个世纪 90年代海南房地产过热的覆辙？

迟福林：所以这一次，大家都提这件事情。在今年两会期间，大家给我提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的问题。大家很自然就会想到，你这个90年代就热了一阵子，是不是这次又是这样一阵就完了？这个问题提的很自然，也称之为海南的盛事，因为这次实实在在的说，如果措施得当，可以不发生，或者把这个事情的程度会大大的减少。

说房子卖了几万千，有这个可能吗？酒店一个晚上一两万块，有这个可能吗？这有什么刺激性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说，在国际旅游岛之初，还是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在海南岛第23个年头了，是一直在坚持做研究。我想这一次，绝不会发生90年代初那种情况，这个不会发生，第一，就是需求结构变了， 就刚才我讲的，90年代有几个人想到海南买房子？只是说那个年代，每年有七八千家企业到海南注册登记，商品楼的需求很大。结果整个政策一变，大家全撤了，这商品楼，就人走楼空，成了烂尾楼。

那么今天大家买了房子，可不是说人走了，我这房子不要了，都是个人的，你买了房子，能不去住吗？更何况今天大家对于环境需求，对于休闲渡假的需求，对于自己生命的珍惜，跟我们在20年前，大不一样，所以一定要看到，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岛外的需求，而且是一个中长期的需求，是决定海南国际旅游岛生命力的一个最基础的因素。我想这一条，一定要看到，所以我从这一条出发，我做了一个估计，大概每年都会有几万人，到十万人到海南去买房，是因为海南国 际旅游岛在相当一个时期，它的消费主体是国内的老百姓。

第二个，就是海南从90年代初的综合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你说90年代，海南整个条件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种综合条件的变化，就给海南的发展，应该提供了诸多的这样一些有利因素。所以一定看海南今天的发展，而且发展的条件，对大家吸引的条件，这个完全不一样。

第三最关键的是海南软环境和管理，这个经过20多年，海南目前的省委省政府，总的头脑是很清楚的。干部团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问题是如何在这种变 化基础上，使大家尽快适应国际旅游岛，在软环境建设上，在管理上，甚至未来在一些大的体制，包括行政体制上，有所作为，有所改变。有大的突破，这就是顺应了趋势，改变了自己，适应了市场，适应了需求，那么国际旅游岛就大有希望。所以我就想，大家全国各地都在关心这样一件事情，海南未来到底怎么样，我说海南 未来肯定会很好。

那么很好的基础，就在于大家关心它了，大家对它有需求了。很好的基础，就在于今天有综合条件，很好的基础就在于现在的海南省委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了，在下大工夫抓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能抓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有一些大的改变，大的突破，对海南也是一个大的突破。

凤凰网：有机遇也有挑战。

迟福林：对。

时代催生第二次改革

凤凰网：我们网友还有第二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了，您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第二次改革》。然后这个第二次改革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迟福林：这本书，是我把最近两年，我对改革的思考，把它综合起来，形成一本《第二次改革》。在思考这个书名的时候，我还是费了一番工夫，要不要提第二次改革，提出第二次改革，会产生什么后果？会不会遭到相关方面的非议？最后，我想来想去，确实，应当鲜明的叫第二次 改革。为什么？第一个，我们社会的发展阶段变了，在我看来，我的研究观点，就是一个从生存意义阶段，进入到发展意义阶段。我们社会的突出矛盾变了，私人产品短缺，变成了公共产品短缺。

过去吃饱饭是一个主要矛盾，今天，公共产品短缺是一个突出矛盾。那么这些，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原来的改革，市场化改革，虽然还远未完成，但是很多阶段变了，新的突出矛盾变了，那么你改革比较要适应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改革，我们主要的目标，是体制转轨，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然后提高经济总 量。今天，这个目标变了，我们需要继续转轨，需要继续提高经济总量，但是我们的总目标变成公平和可持续。

能不能解决公平问题？能不能解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个大目标开始变化了。

那么第二，改革的这种主线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通过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我们总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建立在，我们如何来提高效率这样一个基础。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历史的变化，比如说，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变化，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变，从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这些 转变，就会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今天你面对的是发展方式的总体转型问题。

凤凰网：你觉得第二次改革，它的关键点在哪？

迟福林：第二次的关键，我刚刚谈到过，就是政府转型。

凤凰网：刚才我也注意到您讲到政府的作用，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市场经济改革，它应该要有一套完整法制，因为我们是法制社会；而政府应该是扮演者“看不见的手”的角色，但是如果在第二次改革中，我们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会不会是一个矛盾？

迟福林：现在我们市场历来是我们改革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们经济的活力，还主要是靠市场。但是今天看的越来越清楚，我们市场环境，市场力量的释放，首先要靠政府转型。如果政府长期充当一个经济主体，如果政府长期依赖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增长方式，这个市场的力量，到 了一定阶段，是很难再发挥出来的，很难进一步释放。比如说我们今天解决公共产品。解决私人产品，我们主要靠社会经济总量的提升，解决公共产品的主体，是谁？是政府。主导的力量是谁？是政府。所以这个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关键在谁？也在政府，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关键也在政府。而且政府自身很多问题，今天突出 了。

政府自身利益的倾向形成了一些消极腐败的问题，行政成本大大增加的一些问题，也得靠政府，就是今天以政府转型为主体的改革，成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为关键的一件事情，这个有利于为市场化改革创造环境，也有利于我们来实现公共产品的，就是说切好蛋糕这样一件事情的进行，更有利于政府自身来保 持它一个公共服务者的形象，起到一个政府应当起到的作用。这多方面的东西，都很关键，所以我现在提出来，应该以政府转型为重点。

如果我们未来5年的改革，在政府转型上，没有大的突破，很多的改革，是难以得到突破的。

凤凰网：今天就非常感谢迟院长，我们感谢迟院长为我们讲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海南开发热潮。在这一段经历中， 我们看到了理想、矛盾，以及失落，非常感谢你能跟我们分享这一切。

迟福林：谢谢。

采访手记

1991年的国庆节，海南的天气依旧燥热难耐。位于海口市人民大道57号的一栋小楼里头，三五个大男人挤在一间平米不大、简陋装修的办公室里办公； 空调很破或者没有空调，这些30出头的汉子们脱得只剩下大裤衩，大蒲扇摇的呼呼生风；而在他们之中，多的是刚从中央调过来的省部级干部。

“当时很苦。”时任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所长的迟福林说。迟福林下班时老路过海口市区一个袖珍的三角花园，傍晚的花园很热闹；正值十万人才下海南，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在椰风海韵里相遇，昏黄的路灯助长老电影质感的浪漫情调。在90年代，一个被认为“满地是黄金”的海南，一个比特区更特的岛屿，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在这个时间节点汇聚，都自信满满，梦想踩准特区发展的节奏。但很多闯海的年轻人第一步就折戟了，“当时工作很难找，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弄个席子， 弄个报纸，搁那个地方对付一个晚上。弄两块砖头，弄个小饭盒煮个面条。”

相比起露宿三角花园的年轻人，迟福林自认“幸福很多”。在海改所工作，赶上一个月改善伙食的三五天，冯仑、潘石屹会兴致勃勃的邀请迟福林一起去海口的东门大排档吃海鲜。席间会有形象标致的女士加入，间或谈到国家、海南、改革、开发之种种，也都妙语频出。20多年后，冯潘二人摸爬滚打成地产大鳄，迟福林则作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在学术界发声高远。

2010年6月初的一天，迟福林院长匆匆从海口赶到北京接受凤凰网“万人书写90年代”的视频专访。当天首都的天气颇阴凉，迟福林站在接待大厅，显得些许疲惫、沉默。我们远远的迎上去，“迟院长您好。”

节目录制中，迟福林逻辑缜密；谈及九十年代，眼眉间有青春神色泛起，“30多岁的人，正是理想膨胀的年纪”。后来又谈到海南投机历史以及国际旅游岛等话题，但个人感情色彩已抹去。身处要职的迟院长，在反省90年代海南开发热潮时忧心忡忡，在强调国际旅游岛的发展方向时号召感极强；一个人之于一个时代，故事总能说得无止尽。

迟福林也是一个极为长性的人，“在海南一扎根就是23年”。80年代末，迟福林带领团队创办了中国第二份新闻期刊，他取名《新世纪周刊》，并长期担任社长，“创刊时所有的评论员文章都是我一个人写的，一写就是十多年。”

在节目录制完之后，迟福林显得聊得还不够尽兴，“海南实在是容易滋生慵懒，有些部下做事实在是太拖拉，每次都要下死命令才能加快效率。”他闷声笑笑，跟我们握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