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文化密码

　　——从老城厢到外滩

　　“上海”从开埠起就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地域概念，上海地理成为了解读上海文化密码的关键，也成为上海城市进化中永不褪去的底色

　　“你喜欢直白的可以去看小沈阳，喜欢直白带含蓄的可以去看郭德纲，喜欢含蓄的请看周立波。”看似口无遮拦的周立波，在台上并不惮于拿自己与同时代的另两位话题人物做比较，他用的比喻听起来有点刻薄：一个吃大蒜的，怎么能和一个喝咖啡的相提并论？这样的撇清每每引发台下上海人会心的爆笑。

　　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起上海人的话题，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主动把话题引向了周立波。在他看来，周立波此言并无褒贬的含义，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如果说赵本山和小沈阳熟悉东北人的文化密码，郭德纲深谙天津人的文化密码，那么周立波是切中了上海人的文化密码。”按照他的解释，这里的“文化 密码”指的是共同的生活方式与历史经验。

　　“喝咖啡的上海人”，其文化密码又是什么呢？“从小看着钢窗蜡地，吃的老大昌的面包和掼奶油长大”的周立波曾打比方，这就好比“豁铃子”(以暗 示、言外之意让对方知晓)和“接铃子”(对方会意)，“哦，对上了，开心啊。有的新上海人也来看，一直问，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听不懂。上海朋友乱笑，跟你讲不清楚，讲了你也不懂。”

　　1952年，罗兹墨菲在动笔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时，朝鲜战争还没结束。他在该书末尾预言，“大城市不会偶然地出现”，“一旦和平在东亚恢复，上海的经济领导地位在地理上的因素，将会使上海在未来的岁月里繁荣兴盛。”

　　事实上，被这位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是上海崛起的最重要的先赋条件——上海独特的现代性的起点，正是英国殖民者对其地理优势的发现。如果说地理因素是上海成为现代中国之匙的关键，那么，依然是城市地理，将上海的文化经脉内外勾连、一气贯通。

　　老城厢的生活

　　上海公交11路走的是一个环线，这条线以老西门为起点和终点，围着人民路和中华路绕了一个圈。从老西门出发，坐两站地在老北门下车，回头走一小段就是大境阁。供奉关帝爷的大境阁少有人光顾，也就没有香火，只在关帝座前用红色灯泡意思一下。

　　大境阁对于上海的重要性在于，这里保留着一段近50米的上海老城墙，证明着上海老县城的历史成色。信步进去游览，不经意间可以在青砖上发现“咸 丰五年，上海城砖”的字样，可名牌会告诉你，这城墙可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的。大境阁二楼的展览馆里，1885年的《上海城厢租界全图》上显 示，彼时的上海老城厢被一圈周长九华里的圆形城墙所围绕，城墙以北就是法租界，法租界以北就是英美的公共租界。

　　“城墙在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搞自治运动时，被自治运动的领军人物李平书力主拆掉，护城河被填平，形成了现在的人民路和中华路”，上海原南市区文化馆馆长顾延培介绍。而老城墙的九个城门，只保留了名字，变成环老城厢的11路公交车的站名。

　　顾延培在老城厢住了60年，他的办公室所在的文庙路是老城厢的心脏地带。穿过文庙和杂乱的路边店再往里走，就到了居民区。不足3米的小道两旁， 遍布带老虎窗的尖顶房子，路人一眼就能从敞开的门窗里看见主人的全部家当。屋外的竹竿上，胡乱挂着汗衫、女人的内衣裤和袜子，穿着睡衣的主妇提着篮子从菜场回来。

　　用上海人的话说，这里是典型的“下只角”。顾延培承认老城厢的杂乱，“进得去出不来，转弯抹角的像迷宫一样。”但他还是对这个提法有点不快， “原来，开埠的地方(租界)才是下只角，我们这里叫‘城里’的。”因老城厢700年的文化底蕴而骄傲的顾延培，乐于向你提及老上海县城的繁盛，“上海的市 徽图案是一艘五根桅杆的沙船，上海县城就是因为沙船业而兴起的，因为沙船大，不能靠码头，只能停在江中，用驳船去卸货，最盛时江中停着3500条这样的沙 船。”

　　上海古老的沙船业随着外国轮船运输的兴起而衰落。“从1860年代开始，报纸上已经有了贱卖沙船的广告，1880年代后，一些大的商船号相继破产。”研究上海老城厢兴衰过程的上海史研究者何益忠曾表示，“上海的主港区从现在的南码头到十六铺这一地段，北移到租界的沿浦地段。这对以港兴市的老城厢 是个沉重的打击。”

　　以人民路(解放前称“民国路”)所在的城墙为界，上海被分成奇异的两个世界。即使到了1941年，据罗兹墨菲观察，仍旧可以在三四个小时内从外 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10英里；水稻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 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延伸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

　　“老城厢每到晚上都要关城门的，租界那边也要把铁丝网拉上”，顾延培介绍说，1912年推倒城墙后，这种夷夏之防也丝毫没有减轻，以人民路的中 线为界，南边属于老城厢，北边属于法租界，于是上海最奇怪的一条路出现了：路中线以南的一半是上海传统的石子路，路中线以北的一半是现代的柏油路。

　　租界里的法国人几次想把商业势力渗透进路中线以南的老城厢，都没成功，其中隐含的民族自尊是，“没开发的土地让给你，可以；想在我们已经开发的地方开店，不行。”

　　顾延培不同意把上海现代性的起源完全归结于租界，因为在他的老城厢，同样也有现代文明的种子。他提到被余秋雨称为“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的徐光启，这位明代的基督徒官员重视科学和实证精神，他喜欢钻研数学和历法，引进马铃薯解决饥荒问题。

　　“一说徐光启很多人都想到徐家汇，但他其实只是葬在那里而已，他真正生在我们老城厢的乔家路，现在故居还在。老城厢的尚元街，就是他当年搞实验的地方。”

　　外滩，上海人的职员人格

　　作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无论是作为欧洲古典建筑和近代建筑折中式的上海总会大楼，新古典主义的怡和洋行大楼，都共同洋溢着资本的荣耀感与自信力。只有走在这些雕饰繁复、巍峨厚重的建筑之下，才让人感觉，这才是真正到了上海。

　　这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从记者偶然发现的一个细节可见一斑：一位坐在大楼外休息的年轻保安，手里拿着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份美国《纽约时报》在翻阅。记者好奇地问，“能看懂吗？”“嘿嘿，看不懂，看看图片啊。”

　　外滩上东西向的马路，无一例外地东靠黄浦江，向西呈放射状延伸。这是早期上海租界的生长轨迹。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介绍说，开埠初期租界的人口很少，开埠10年后的1853年，公共租界的人口也不过是外侨200多人，华人500人，这些华人以买办为主。顾延培说，这些人多任职于银行和洋行，“原来是老城厢的钱庄和杂货铺的伙计，也有广东来的，后来钱庄的资本小，被外国银行挤垮了，杂货铺的待遇也不如洋行，懂英语的伙计都被挖走了，就 成了最初的买办。”

　　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在1938年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估计，到了1930年代，这些分布在市政机构、警察机关、洋行、工厂、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的旧式职员，有二三十万，居全国第一。

　　他们往往出身贫寒，在洋行里从练习生开始做起，穿着整齐，时刻注意保持发型，不在办公室吸烟和吃东西，听从上级的命令而很少争辩，因为在这个外国人的特权社会，外籍职员掌握着关键技术和职位，让他们注定升迁无望。用社会阶层的名词对号入座，他们属于职员阶层。“小心谨慎，不外露，不张扬，有事放 肚子里。”顾延培认同，这种“职员人格”几乎就是上海人性格的写照。

　　“上海职员的待遇是很高的。老上海人有个说法，海关是金饭碗，银行是银饭碗，邮局是铜饭碗”，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1920年代，一个洋行的 高级华人职员月薪能拿到2000块，邮局的一等职员工资是400块，一个普通缫丝厂女工的工资是三四十块，连黄包车夫也能月入15块。而同时代的北京，陈独秀作为北大知名教授，月薪不过200块，而曾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青年毛泽东，那时的工资为8块。

　　待遇优厚固然是上海市民向往职员阶层的原因，但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看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的留学生、大学生和科技、工业资本家这样的资产阶级替代旧式绅商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也使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成为上海社会的主流意识。“他们有新式的文化修养”，这也是 《花样年华》式的小资情调得以孕育的基础。

　　“上海人的这种‘火鸡性格’‘办事员性格’，从好的方面讲，是踏实、理性；但在胆量、魄力上也有局限，做事有点瞻前顾后，凡事要想三步。所以你看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很少有创业的，创业的都是敢想敢干的温州人。”上海作家叶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上海的资本市场历来兴盛，惧怕创业风险的上海人，无论是职员阶层还是小市民阶层，都惯于将业余投资作为获得收入的手段。而投资与投机，往往只有程度的差别。樊卫国介绍说，从19世纪末起，一些洋务派的军工企业搞民间集资发行有形股票，就发生过股灾，商人从钱庄贷款，贩夫走卒也把自己的老底拿出来，结果股价一泻千里，很多人被套在里面。“过去上海的老话，吃力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吃力。”樊卫国说，一个世纪以后的1990年代，电影《股疯》很真实地拍出了上海人的这种心态。

　　南昌路，老克勒的趣味

　　南昌路在淮海路附近，属于老的法租界，附近遍布法国梧桐和极具风情的品牌店。任何一个热爱逛街的上海女孩都会告诉你，比起品种繁多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南京路步行街，淮海路品牌店的东西更高档也更贵。这里不像南京路那样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充满着安静而慵懒的小资气场。

　　上海作家程乃珊听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想寻找1930年代的老克勒，略感惊讶，“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跟现在一点联系也没有了啊，只能在博物馆 才能看到了。”但至少在2年前，南昌路还活跃着这么一对耄耋之年的伉俪——李九皋和陈素仁。从1979年李九皋从北京退休回沪开始，直到2007年，每天 下午5点，他们都会从南昌路136弄的上海别墅里，来到离家3分钟路程的“洁而精”川菜馆用餐。

　　在“洁而精”问起这对老夫妇，服务员随手指向左边第二根柱子下的桌子，“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吃饭的，每次只叫两个半客菜。这张桌子是他们的专坐，他们吃完饭走了，别的客人才能坐”。他们保留着一千多张在这里就餐的发票，这些发票也成为日后电视台做节目的新闻由头。

　　服务员说，2007年，时年92岁的李九皋老人去世，而他现年99岁的夫人也住进了养老院。只有他们的儿子偶尔会来店里，看望一下已经跟老人形 同亲人的经理和服务员。

　　时光倒退70年，李九皋是上海一家电台的英语主播，夫人陈素仁比他大5岁，两人因一首法国情歌《玫瑰人生》结缘。陈素仁喜欢“白相”，开汽车、骑马，她是上海飞行社第一批仅有的两名女飞行员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在“八一三”淞沪之战中血溅长空的航空女英雄杨瑾。

　　李九皋为了让夫人在物质生活上过得随心所欲，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美棉的进出口贸易。与客户谈生意在就百乐门这样的舞厅里，他只与自己的终生舞伴陈素仁跳舞，从第一支曲子跳到最后一支曲子。这个习惯从1936年一直保持到1952年。之后，李九皋被调往北京工作，二人被迫分居两地，又在“文革”期间痛失大儿子。

　　退休回到上海的李九皋，直到90岁还担任着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级顾问。从年轻时拥有汽车、洋房和钻石，曾一下跌到人生谷底，他们并未抱怨。程 乃珊去采访晚年的李九皋，老人骄傲地说，“我们仍拥有一个玫瑰人生。”在程乃珊看来，老克勒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致而优雅的趣味，“你不能指望只跟他们聊一会儿就能体会到那种内涵”。

　　让这位作家念念不忘的1930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但上海人对精致生活近乎本能的追求，即便是在极端的年代也未曾改变。程乃珊说，以前上海人结 婚，不爱到国营商店买家具，做工太粗糙，而且千篇一律。他们宁愿在一个小小的亭子间，自己刷墙，自己做家具，比买的都好。“上海人不跟天斗不跟地斗，他们的快乐就是追求自己的小乐惠。”

　　福州路，东西方融合的样板

　　在外滩的一系列西洋风格的建筑中，只有轮船招商总局是唯一不带外资色彩的——虽然现在它已成为某品牌服饰的专卖店。铜制大门的门梁上标明了建筑年份：1901。其殖民地早期的外廊式风格暗示着这是外滩最早的建筑之一。

　　轮船招商总局靠着的福州路，现在也全都是西洋风格的建筑，看上去与比它更北边(租界的发展历程由南向北，更北边也就更晚)的三大马路区别不大。

　　但根据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的研究，这条兴起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街道，在租界里真正体现了华洋交融的格局。在它之前的同治年间兴起的广东 路，虽在租界，实行的却是旧制度，窄窄的街道上挤满酒肆、茶园、戏园，商民士绅没有官品不得乘坐马车，形成一个独立而封闭的华人社区，而后逐渐衰落。而福州路则一开始就由工部局实行西式管理，有路灯、下水道。当时的英国总会大楼就设在福州路东首，这里的酒楼、茶肆、书场率先引进西洋幻灯片和魔术班，“西洋 景”就是这么诞生的。

　　煤油灯、煤气灯、电灯、自来水这样的外来事物进入上海时，并非没有遭到阻力。“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上海人还是最先接受了这些现代观念”，上海市原南市区文化馆馆长顾延培说，“后来很多人说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很多情况下他们针对的只是外地人那些不讲公共秩序、卫生习惯的行为而已。以前租界里的 外国人也看不起上海人的。”

　　作为移民城市，上海的租界要完成的不仅是东西方融合，即便是中国人内部的融合，也并非朝夕之功。据上海自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 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发现，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外地人来上海后一直都自认过客，甚至到了1893年，上 海公共租界举行开埠50周年庆典，上海人打出的旗帜仍是“广帮”“宁帮”之类。

　　那么上海人的自我认同是何时、怎样形成的？熊月之的答案是，1905年开始的上海自治运动。“领导上海自治的士绅，很多都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 外来移民，他们投入上海自主运动，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认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时说明上海当地人也认同了他们。”

　　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说，1930年代，英国政府专门请了一位南非大法官费唐博士考察上海的城市性质，费唐博士提交的报告里认为，上海完全是个自 我治理的城市，它有一套自己的原则：自治、自由、法治、安全。“这是租界留给上海人的精神财富。上海人有自律精神，敬畏规则，遇到纠纷首先想到的是大法官，后来大法官没有了就找组织、找老娘舅。”

　　这个特点在作家叶辛看来，就是“上海人太老实”。他以自己当知青时的见闻举了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前上海的公交车很挤，有一种极端的说法是1平米可以站14个人。贵阳的公交也很拥挤，上下车不方便，贵阳人会很自然地选择敲碎窗玻璃爬进爬出，“上海人再挤也不敢这样”。

　　“上海人”诞生记

　　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时间开始了”。于上海而言，尤其如此：“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海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形象”

　　“如果北京是革命的、纯洁的首都，上海则是改造最明显的城市。”

　　在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里，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用这样的旁白展开他对于上海近一个小时的叙述，这差不多占了片子时长的1/3。

　　安东尼奥尼镜头下的上海街头拥挤而有秩序：学生队伍吹着节奏分明的哨子，整齐列队跑步前进；穿着白衬衫、绿军装和蓝衣服的人群涌动在马路上，把公交车围得水泄不通；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骑着自行车，在镜头前匆匆闪过。

　　“腐朽”到“新生”

　　假如安东尼奥尼在23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拍摄过上海，他一定会惊异于一座城市在新政权下的天翻地覆。

　　上海县城原来的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1845年开埠以后，进入了梦幻般的发展，10年后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口岸，被誉为“江海之通 津，东南之都会”。上海成了世界金融之都。那时的上海在陈腐的中国封建社会确实显得极其特殊，而其繁华程度也令人惊叹。流行的说法是，巴黎的时尚一周之内就能传递到上海。

　　旧时的上海，涌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它的文化也曾盛极一时。

　　中央电视台编导王冲霄说，旧时的上海，不仅是远东第一大、全球第二大城市，更是一座充满自由精神的、包容的城市，各色人等皆可以在这里找到新天地；全世界的货币皆可以在上海的银行兑换，作为贸易港，其自由度比现在要高出许多，堪称当时全世界最开放的城市。

　　历史上的上海，既意味着繁华，也不乏狼藉的声名——1864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夏里在上海租界的租地人大会上宣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华人居住的一万多所房子，其中有668所是妓院，“另一方面，鸦片窟和赌场多得不计其数”。至于电视剧《上海滩》中描绘的黑帮作恶及互相杀伐，也确实曾是城市历 史的真实段落。

　　“上海这个城市是有原罪的。”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所说的“原罪”，当然不仅是指上述的社会现实，其深意在于：这座城市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是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

　　看看1949年甫入上海的革命者当时对上海的分析吧：“它过去的所谓繁荣，并不是建立在独立健全的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的基础上。”

　　动荡，然后凝固

　　当上海还是冒险家的乐园时，它是打开的、无法定义的城市。那时的上海，虽也有阶层区分，虽也有高低贵贱，但是，哪有什么户口的概念？哪有什么清晰的上海人的概念？

　　新政权建立后，上海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关闭大门。80岁的上海市民周凤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在1956年从虹口区搬到现在居住的位于外滩附近的四川南路时，还能看见“红头阿三”(印度巡捕)。老上海的遗迹并没有被彻底清理，各色人等进进出出的双向流动也仍在持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上海受到的牵连尤甚。为了把封锁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中共提出“必须有秩序地疏散人口，并且把工厂迁移到内地任何可去的地方”。

　　“上海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1951年到1954年，上海每年净迁入人口21万，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56.8万人。”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以具体数字说明着人口的变化。

　　在周凤珍的邻居、70岁的吴连安的记忆中，1953年上海开始有了户口，但那时的户口政策并不十分严格。真正严格起来是在1958年，户口开始 与粮票等票证绑在一起。从此，乡下的亲戚来住招待所得开介绍信，即便在家里住，也必须办个临时户口，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不要说“红头阿三”，就是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想进入上海也不是易事。

　　“从1958年开始，上海正式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上海的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熊月之评价，“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的上海意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上海话也从此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停滞，变得统一、纯净，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的演出，实际起到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熊月之认为，“上海话的规范化，成为上海人自我认同、区别于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工具。”

　　而此前的上海话，据一位在上海多年、后来离沪的老人回忆，“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说得上是大杂烩。”

　　被规范的上海话甚至会演变成一种无形的权力。易中天在《读城记》里举例说，上海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上海话而感到窘迫，前上海市长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上海话而受到歧视。

　　对于上海人而言，依附在户口本上的不仅仅是优越感，更令外地人艳羡的是上海人身份带来的政策倾斜和福利待遇。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计划经济时代全国的城市被分类为11个级别，同级别的工资在不同级别的城市发放标准不同，上海排在11级城市中的第8级，比北京还高。“即便是在三年 困难时期，上海的供给也是充足的，我祖母那时还能偷偷地把粮票省下来送给内地的亲属。”

　　最具活力的城市就这样凝固下来。在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眼里，“过去曾受国共两党人士同声斥责的外国统治下的上海，如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这个变动同时重塑了上海与上海市民，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卫国说，“其实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很多负面印象，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