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3.0

　　2010年是上海世博年，也是上海向3.0时代迈进的关键年份。

　　建国后的上海，经历了三次蜕变：

　　上海1.0时代，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上海人克勤克俭，一度曾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往日辉煌的映照下，上海和上海人的脚步也日益沉重。

　　上海2.0时代，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伴生的还有物欲至上。房价飙升、股票蹦极……上海的屋檐下，汇集着梦想、成功、财富以及不安与焦虑。

　　上海3.0时代，人们期待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意味着，生活在上海的人彼此微笑，每个人都有归属感，上海更加热情、更加包容，成为大气、有活力、真正宜居的国际化都市。而这份城市的荣耀，将属于上海人、新上海人。

　　上海是平的

　　上海世博会已经进入了最后倒计时。在世博会的聚光灯下，上海与上海人，同时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于上海3.0时代而言，拥有新价值观的“新 上海人”，将面临着平等的机遇，享受平等的权利，成长为气氛平和的都市里，一个心态平衡的群体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是一片热土，每次从外地归来的飞机一落地，我就提醒自己，这是片值得我奋斗的热土。10年了，我每天 早上醒来都如此提醒我自己。”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99年7月，新疆人王启从广州来到上海，结婚、生子、创业， 从此成为“新上海人”。他越来越感受到人在上海的便利，诸如不需要太多的社会关系，办理对公业务时候非常高效，开办公司、缴税、办理劳保等，方便快捷。

　　全球化时代的上海人

　　“曾祖父母辈开始，祖父母，父母，本人，全部生在上海的，是上海人。”

　　“父母都出生在上海或解放前到上海学生意，解放后我国第一次统计人口，并开始登记发放户口簿，开始户籍管理制度，然后，生活在上海并繁衍下一代，现在身份证是3101 开头的是上海人。”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籍省市和农村人员到上海打工，支援大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已在上海落户的均为新上海人。”

　　这曾是一个网民对于上海人和“新上海人”壁垒森严的定义。而早在2007年，上海平均每3个人中就已有1个是“新上海人”，他们可能来自安徽、山东，但也可能来自韩国、美国，可能是黄种人，也可能是白种人、黑种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人的成分更加复杂起来，更趋于国际化。大量外来人口，包括数以十万计的台商和外籍人士涌入，正稀释和改变着上海人的整体印记。

　　一个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紧密相联的“新上海人”群落，在上海转向3.0时代的蜕变中，越来越频繁地浮出水面，使得上海人的界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 化。

　　上海外企白领冯蔚更看重的是居住年限，她觉得在上海生活五年以上，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就算是上海人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觉得，虽然普通话在上海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但判定一个人算不算上海人，还是要看他是否熟练掌握上海话。“你看，现在普通话越来越普及了，但是在骂人或数钱的时候，一个人要是用上海话，那就说明这是他的母语。”

　　知名民营书商路金波则认为，能适应上海的文化并在此自如生活的，都算是上海人。他清楚记得自己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2000年9月11 日，“911事件”一年之前。他从此成了新一代上海寻梦人，很快完成了从文化人到文化商人的角色转换，也适应了这座城市。路金波说自己对有关“上海人”的争议一直不是很敏感。周围接触的外地人、上海人、外国人的比例，早期是4：4：2，现在差不多是6：3：1了，但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的观点是，在上海出生并成长，就应该算作上海人了。不过，她也有自己的疑惑：自己的儿子已经上初二了，像他的同学们一样，不大会用上海话流利地表达，这让王昊青很着急：“要是连语言都丢了，还有什么上海人的特征？”

　　周立波则认为上海话永远不会消失，特别是他的海派清口正被更多的上海人所熟悉，很多孩子看了他的表演以后都开始学说上海话了。不过，鉴于孩子们在学校上课时都不许说上海话，周立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有看法的，同学之间还是应该讲方言，一个地方方言的消失，意 味着地方文化的消失，这是很可怕的。”

　　假若3.0时代来临

　　“上海是我去过的，市民们最不喜欢微笑的城市，甚至比香港还要少。上海人不喜欢微笑。我希望上海人能有更多的微笑。”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谈到自己对上海3.0时代的期望。他至今还记得一个朋友许久以前的比喻：“我把上海的可以捡到的金子捡到手后，会像扔香蕉皮一样，抛弃这个城市。” 而如今，上海是过渡的心理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但是得到了部分的缓解。

　　《上海人底色开始渐变， 1900万人为世博会移风易俗》，这是2010年岁初，各媒体关于世博大规模报道中的一个标题。

　　随着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一场与国际社会文明接轨，从上海大街小巷里发起的消灭“睡衣党”的战争，开展得如火如荼，距离世博会馆不远的小区挂出了 “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标语。虽然有关的争议也持续不断，但这丝毫不能够影响上海人严肃认真打击穿睡衣上街等“陋俗”的热情。银行、电信等 窗口行业，“不说普通话”“态度傲慢”等“陋习”，也几乎会第一时间内被舆论监督曝光。

　　上海当然不会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但是一个越来越文明、亲切的上海，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第一步。“上海已经接纳了很多。”从上海到美国定居的网友飞燕称赞，她此前曾表示：“我对上海没有感情。好像一场恋爱，遇到美丽精明的对手，时间花了，没有动心。”

　　而变化了的，不仅仅是习惯。上海文化学者李天纲一直在强调不同族群间的融合，他强调：“这个‘新上海人’不是指新进入上海的人，它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城市共同体找到一些独特的精神特质，形成一种价值观，如果我们大家又都能对此产生认同，那么我们都可以被称为‘新上海人’。”

　　走向上海3.0时代，有着新价值观的“新上海人”，作为一个公民群体正逐渐展示出自己的力量，丰富着既往的“上海人”概念。比如数以百计的上海市民曾走出家门，为了抗议磁悬浮项目而多次进行温和的“集体散步”，不乏理性，但又表现出对自身利益的维护，预示着其强烈的公共意识的觉醒。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则发现，自己所在的小区，居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较之以往明显增强，“以往的业委会选举基本没人过问，现在大家都积极参与。”

　　上海艾肯品牌策划公司总经理王启认为，“新上海人”最需要改变的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上海人、不热爱这个城市”。具体到他自己，他希望，假若上海3.0时代真的来临，自己的事业能更好一些，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希望能够影响到其他人和企业，同时带动和改善身边的同事及其家庭现状，为上海的成长留下自己的脚印。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

　　世博会是传播中国的契机，也是改善上海形象的良机。上海人正在悄然改变，而外界对上海人的印象却几乎原地踏步。当下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视，不是针对河南人、北京人、广东人或东北人，而是针对上海人

　　长期以来，上海在作为奇迹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被当作笑柄。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觉得，她从小生活的这座城市一直陷于角色错位。

　　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去过“大上海”的国人大多有这样的经历：像搬运工一样扛回大大小小的日用品，顺便捎回的，是对上海人的矜持、排外、自以为是的抱怨。

　　海派女作家程乃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她一直不明白，“上海人负担着全国1/6的税额，然后人均只住着两个平方(米)，为何外地人对上海人心存偏见？”

　　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在全国尤其北中国曾达到万人空巷的热度，而上海人对此却极其不买账，因为剧中唯一一个反面人物，就是以上海男人的形象塑造的，而且名字就叫王沪生。

　　若干年后，《渴望》的制作人郑晓龙接受采访，说起这部电视剧的创作缘起——当年跟王朔等几个朋友呆在一块儿“捏故事”，在王朔的主导下，刘慧芳这个人物出现了，集中国妇女所有传统美德于一身，女主角得有男的陪衬吧，于是宋大成这个好人和王沪生这个坏人就出现了。起名字的时候，大家说，“这坏人可 不能是北京人”，于是，就叫王沪生了。

　　扮演王沪生的演员孙松说，自己演完这个角色后一度处境很尴尬。“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在火车上都会被阿姨边打边骂。当年我在上海演出时，偌大的体育馆没有人为我鼓掌。”

　　自《渴望》之后，影视剧、春晚小品等场合出现的上海人形象，也多为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一类的典型。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张结海曾以热播的电视剧《潜伏》为例，其中一个情节是行动队队长马奎的上海太太给客人吃发霉的点心。他觉得这也属于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他的观点很快被媒体以“学者指《潜伏》丑 化上海人”一类的火辣标题刊发，引起新一轮的热议。

　　发生在上海青年刘翔身上的故事值得玩味。当刘翔横空出世，并成功塑造出一个偶像形象，公众不觉得他是典型的上海人，反而认为他是“异类”；当北京奥运会上刘翔黯然退赛，被许多人视为“怯懦的逃兵”，一种很有市场的评价又风行起来：到底是上海人啊。

　　上海不高兴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大多一笑置之，只是某些时候的某些人群，会有烦躁和不理性突然爆发出来，并多次激化成网络热点事件。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教授援引有关调查数据，认为上海人素质偏低，与国际化大都市形象不符，部分市民排外现象严重。他不曾想到，自己的发言在网络上引发一些上海人的愤慨，声讨甚至谩骂滔滔袭来。

　　无妄之灾也降临到上海文化商人李大伟的头顶。他不断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基本就没停过”，其中绝大多数开口就是谩骂。李大伟有点晕头转向，后来才搞明白，《新民晚报》社区版重新刊发了他四年前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文中如下一段话激怒了一些上海人：“新 上海人，浦东密集度最高，办公大楼里最多。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点像美国土著红种人。”

　　有人致电报社和宣传部门抗议，有人直接在网络上回击，《新民晚报》所属的论坛也曾遭受恶意攻击，而当事作者和编辑更是被“人肉搜索”。

　　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李大伟有点诧异，他没有想到骂他的人大多数不是老上海人，而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许多人的上海话也说得并不地道。

　　那篇文章被缩编到报纸上，又被摘取到网络上，不断被断章取义，最后直接称了一句“说上海话是没文化的表现”，这让某些人心中积郁的怨气找到了发泄的出口。“年轻人一看到那句被放大的话，立即热血沸腾，有的没有搞清前因后果，就开口大骂。”

　　李大伟经营着一家很有名的茶馆，“上海话事件”中，他很担心发生过激行为，比如有人上门闹事。但事实表明，他多虑了，那些谩骂者不过只是躲在暗处发泄一下。“上海话”事件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当值见习编辑周小姐身上，因为某些官员也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怒，致使周小姐被调离原来的岗位。

　　一位网友的评论对此现象感到诧异，开埠以来海纳百川的上海，怎么连一句调侃都承担不起？他觉得“上海话赢了，上海输了”。

　　最近的一次关于“歧视上海”与“上海歧视”的著名公共事件，发生在2009年12月23日早晨，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直播中，主持人 晓君和小畅在播放音乐间隙用上海话调侃。一名听众发来短信称“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在节目中回应：“??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 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

　　地域歧视背后的社会心理

　　为什么中国人热衷于地域间的歧视、丑化？

　　文化学者易中天把地域歧视看作经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他举例说，北方人请客，摆一桌子，不把你灌醉不罢休，这在南方人看来是虚伪和摆谱儿。相反，在上海吃饭，北方人觉得就那么一点点菜，觉得你怎么这么小气呢。大家都认为自己很实在，对方很虚伪。

　　易中天的观点是，不同区域的人要遵循“和而不同”的古训，客观、冷静、理智、平和地对待地域文化问题。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把地域歧视的主因归结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地区性歧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并不植根于知识分子容易想到的文化‘基因’或‘国民性’问题，而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这一弱点的起伏消长，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主攻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张结海试图在此层面寻找答案——

　　从心理学的角度，歧视本身是带有自卑感的，一个对自己没信心的人，才更容易在潜意识里寻找、放大、嘲弄别人的“弱点”，以此体现“优越感”，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请注意，在心理学上，自卑的反义词不是自傲，而是平和。”

　　学者余秋雨也认为，上海人的自傲是弱者心态。“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歧视他人的人，之所以眼中满是别人的缺点，恰恰是因为他在潜意识里需要借此求得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也符合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论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我们想看到的。

　　张结海说，在中国，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公然的歧视已经涉嫌违法。在美国，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至今仍有偏见，但是，没有人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针对某一族群的攻击，因为这就要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并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的情况就很可怕了，文艺作品和公共空间不仅充满各种地域奚落，甚至不乏对残疾人、病人等弱势群体的嘲笑，张结海对此的评价是，中国人“不但歧视，而且敢于歧视”。

　　上海榜样

　　新的城市价值链中，积极的上海力量成为上海3.0时代发展的原动力

　　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电话，王昊青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打算)怎么写我们上海人？是赞美上海人呢，还是让上海人‘下地狱’呢？”

　　“我们希望尽可能公正地写。”

　　“那就是‘下地狱’喽。”因为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熟识，王昊青这句话带有半开玩笑的意味。不过很显然，在这个上海女子的印象中，来自外界的对上海人的赞美少之有少。

　　王昊青是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的副院长，目前还担任世博会上海馆的策划总监，其职责所系，是通过上海馆对外传播上海的形象和理念。上海的责任是示范价值。

　　王昊青说，想理解上海，看看石库门这种本地特有的建筑吧，它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洋的，真正是中西结合。上海这座城市，也是如此。

　　包括易中天、余秋雨在内的多位学者都曾指出，中国其他地域对上海的批评与不满，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公众似乎普遍对上海的特异性及西化难以接受，由于漫长的封建农耕社会积淀的心态，他们更看重同一性。易中天直言，人们许多时候是“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 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

　　上海的契约精神

　　人们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上海集体人格中的积极意义。

　　上海人的特性与这座城市的早期经历不无关系。在当代中国人当中，上海人尊重规则、尊重契约、关注个人生活品质等特点，都使他们看上去更接近现代社会和商业文明的规范，也在更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的传统人际关系和性格特征。上海人之于中国人而言，究竟是先行了一步，还是离经叛道？

　　余秋雨把近代科学先贤徐光启看作上海文明的一个标本，认为他是中西文化的奇异组合，“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

　　李大伟祖籍山东，生于上海，当过教师，做过记者和专栏作家，目前从商，涉足地产、餐饮等多个商业领域，对上海人作为“经济动物”的一面多有观察。因为工作的关系，李大伟走南闯北，他对北京、山东、东北的生活都很熟悉，“北方人先处交情，再谈生意。上海反过来。做生意、办事，很少会想到如何利用 政府资源”。从生意本身而言，他当然更喜欢后者。而上海人在生意上不是风险偏好型的，所以民营经济不是很发达。上海人做生意的特点是，对低利润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上海还有一个庞大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上海人在现代社会的角色是称职的职员，他们最推崇的人是唐骏，这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职业经理人，被称为“打工皇帝”。

　　干春晖也曾在多家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者，他对上海人的经济理性十分推崇，觉得这恰恰符合了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要求。他注意到，上海人有非常好的契约精神，谈判的时候显得斤斤计较，但一旦签订合同，执行力就很好，讲究信用。“如果说上海的软实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知名民营书商路金波生于陕西，在上海生活多年。前些年，路金波还在老城区租房子住，邻居多为老年人。他那个单元，二层、三层的住户分别是78岁 和87岁的老人。有一次，其中一位老人替居委会代收管理费用，因为零钱不够，欠了路金波四角钱。“算了，不用找了。”路金波很自然地说了一句。但老人家却极其认真，连续几次跑到路金波家还钱，最终还是把四角钱给了路金波。

　　“这就是上海人的观念，不会总想着占别人便宜，也不会随便亏欠别人什么，哪怕只是几毛钱。” 路金波对此感慨道。在他看来，外界对上海人性格的非议，某些其实恰是符合现代商业文明规则的，即使是某些性格瑕疵，大多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上海没有蹭饭这个词，出去吃饭肯定是有事，事先讲好谁买单。要不然平白无故吃你一顿饭，欠你个人情干吗？”作家叶辛说。

　　曾在贵州插队的叶辛去过当地的很多工厂，他说，即便匆匆参观一下，也能发现贵州本地的工厂与上海迁到贵州的工厂有所不同。前者因为有上午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下午两点上班三点下班而被称为“八九二三部队”，而后者，即使在文革中，迟到、早退这样的风气也是不被容忍的。

　　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说，上海人最难以容忍的生活习性就是脏和懒。这个群体总体上守纪律、善忍让、处事理性，少了一些东方人的矫情。

　　在王昊青看来，上海人以打理自己的人生为乐事，不会得过且过，这在她那些毕业不久的学生身上也有体现——那些80后的年轻人很会规划生活，很注 意理财，有的已经拥有两套住房。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特意强调，上海对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确有许多示范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上海理应更多承担起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外界看待上海的眼光要改变，上海人自己也需要不断完善自身。在干春晖看来，上海 人的前瞻性不够，“一个不关心自己前途的城市很难成为国际大都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