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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把伟大和平凡完美结合的人
2020-01-15 [关闭]

   2020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4周年。周总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今天,让我们一同分享周总理背后的感人故事。

 

 

 

  周恩来一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有人称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周恩来一生工作和生活作风的真实写照。

  为了节约,他的办公室椅背上经常挂着一件灰色的布上衣,一到办公室,他就换上这件上衣,有时还戴上两只套袖办公。周恩来的衬衣、睡衣、袜子都是补了又补。他穿的皮鞋、凉鞋都是一穿20多年。端饭菜的木盘有两个缺口。自从上海出产了中国自制手表后,周恩来就戴着这块上海表直到临终。
  周恩来吃饭,大米、小米、白面、玉米、杂粮、白薯、芋头等什么都吃,吃红烧肉、狮子头是他的最高享受。早餐通常是一杯豆浆和一个鸡蛋,午饭、晚饭两菜一汤。
  “不要忘了延安。”这是周恩来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极普通的话,饱含着周恩来深深的情感和不变的操守。买衣裳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尽量买便宜的;做饭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做简单些;住房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住得尽量简朴些;开荒生产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要多多增产;工作时,他嘱咐“不要忘了延安”,鼓足干劲,提高效率。
  进城后,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座老式旧平房院,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地是大块方砖,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他,他都不准维修。
  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周恩来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于是《周恩来年谱》便有了这一段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周恩来说,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的窑洞强多了。
  《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回忆说,有一次,她作为记者,采写了一条重要新闻,周总理看过后说:“这个消息是否发表,还得回去请示毛主席。等会儿你和我一起到中南海去,先在我办公室等着”。这时天忽然下起大雨。金凤在总理秘书办公室等着总理去请示毛主席,忽然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陈旧的屋顶漏雨了。秘书赶快找了一个旧脸盆,放在有裂缝的砖地上,盛接雨水。又找了一个旧脸盆,直奔总理办公室去了。秘书空着手从总理办公室走出来,金凤忙问:“总理办公室也漏雨了吗?”秘书点点头。金凤吃了一惊。
  这滴水声是那样清晰,滴滴打在金凤的心上,如果全国人民知道,也会滴在全国人民心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还身居漏屋呢?
  这滴水声使金凤的眼睛湿润了。金凤深有感触地说,这活生生的事实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不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
  1974年,周恩来病情逐渐加重,可他仍然不顾一切地为党工作。
  他有时进手术室之前,想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先把那个事情问清楚,说清楚。那时候国家做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画一个肿瘤地区分布图。这个图也是世界上创造性的工作,国际上很重视。
  因为我们国家大,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病,比如说,在北方患食道癌的病人较多,在南方,在广州、广西等地患鼻咽癌的人较多,分布图上都表现出来了。这项工作是通过调查800余万人得出的结果。而参与这个工作的医务人员,间接的和直接的有近200万人,规模很大,时间很长。
  周恩来很赞许这个事情,立刻要他们做一个沙盘,并把这个沙盘摆到他的病房里。
  周恩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病中曾向医疗组多次交代:癌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在疾病晚期表现出悲观丧气的情绪,而恰恰是在治疗见效,膀胱癌相对稳定的时候。他说话时神情安详轻松、坦荡自若,甚至发出朗朗笑声。他对科学的发展与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周恩来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在总理身边工作可马虎不得。”周恩来批文件,凡他改过的东西,出手之前必定再看一遍。有时发出去了,还要追回来再改。
  离开办公桌前,他有个习惯,不是桌子摊了一摊子东西,让秘书收拾,而是自己清理,把已经处理和尚未处理的文件分开放在一定的地方。
  有一次,国家计委负责同志去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拿出本子,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记。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说,补一份书面材料,您就不用记了。周恩来说:张治中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他应该持盈保泰。我说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我是辅佐毛主席办事,我需要把这些情况都记下来,毛主席需要问时我能答得上来。
  朱光亚回忆说,周总理要求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特别是在执行大型任务过程中,他指示我们要这样做。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每次搞试验之前,他要听汇报,他总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的,或者意外的因素都考虑到。比如说,原子弹要做试验了,原子弹已经挂上飞机了,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我们对气象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万一原子弹投不下来又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的时候,原子弹会不会又意外地掉下来了?脱钩了?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又应该采取什么可靠的安全措施等等。
  有时周总理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说,我们暂时休会,给你们一定时间,你们回去找更多同志们一起研究,直到我们有了比较令人放心的答案以后,他才决定再复会,作出决定。这样的事不止一次。
  他多次很严肃地重申十六字方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搞试验关系重大,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还很贫穷,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周总理严肃而又亲切的教导和榜样的力量,培养和锻炼了国防科技队伍严谨的作风。
  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试验里面,我们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针,都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开展群众性的预想预防活动,提方案定措施,要做到卫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在同一个类型的尖端科学技术试验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比较高的国家。
  钱学森回忆说,由于总理的精心组织领导,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死人最少,花钱最少,发展很快,效果很好。周恩来领导“两弹一星”事业,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业绩。这业绩,是他领导科技人员发扬对人民高度负责,对工作极端负责精神的结晶。
  1974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刚动完手术,就起身翻看工作人员给他挑选送阅的文件资料。在这些资料里周恩来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这封信反映,山西省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山区农民的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盐比城里还贵,这怎么行?虽然仅仅是一分钱,但周恩来深知这一分钱对山区农民的分量,并且关系到城乡物价政策。
  他躺在病床上,立即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摘自书《周恩来:永远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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