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阅兵式上，最让人振奋的莫过于传说了十几年的“终极大杀器”，——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
（首次亮相，帅炸全场）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大国重器的亮相，让我想到了这样一段对话：“他搞‘民兵’是要瞄准中国的，而我搞‘东风’是要保护中国的！” ▼ 七十多年前，有两位一同留学美国的中国小伙儿，很快成为朋友，然而几十年后，这一对曾经的朋友，一个为美国设计了“民兵Ⅲ”导弹，一个为中国造出了“东风”洲际导弹。
这位旅美八年，毅然回国为国造“东风”的年轻人，出身中国近代最显赫的“名门”，父亲是梁启超， 哥哥是梁思成。他，就是“东风”系列导弹的主要研发者， 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梁家一门九子皆才俊，当有人问到梁思礼，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梁思礼的回答是：“爱国！” 今天，当我们为祖国强大的国防骄傲、自豪的时候，不能忘记他，新中国“驯火者”梁思礼！ 01从承欢父亲膝下的“老白鼻”到矢志报国的爱国青年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当时的梁启超已经51岁。老来得子，让梁思礼一出生便备受父亲疼爱。梁启超亲昵地称他“老baby”,后来干脆汉化成“老白鼻”。
梁启超晚年，一直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一幢房子里，也就是著名的“饮冰室”。梁思礼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幼年时光。当梁启超写作时， 他的书斋不允许孩子们进出，只有梁思礼才拥有“特权”。 梁启超经常握着他的手，给海外的哥哥姐姐写信，教他写字的同时，也灌输给他很多学习、做人的道理。 5岁那年，父亲梁启超去世，在随后的日子里，逐渐长大的梁思礼，通过父亲留下的《少年中国说》等著作，和父亲写给哥哥姐姐的数百封信，进一步感受到了父亲那浓浓的爱国情怀，以及父亲对子女们矢志报国的殷切希望。
1935年，11岁的梁思礼考入南开中学。 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南开中学惨遭日军轰炸，随后便南迁重庆，年幼的梁思礼又转入耀华中学继续读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很优秀的物理老师——钱伟长。虽然两人的师生关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但这为梁思礼后来在物理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牢固根基。 1941年，高中毕业的梁思礼 申请到了美国嘉尔顿学院的全额奖学金，母亲东拼西凑筹集了400美元为他买了船票，把他送上了赴美的邮轮。 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梁思礼刚到美国，就与国内断了联系，一个独在异乡的17岁少年，从此开始了独立的穷学生涯。 为了赚钱，他在学校食堂洗盘子、在餐馆当服务员、在罐头厂装罐头，他不敢去赴女同学的约会，因为连5美分的可乐都请不起……可就是在如此窘境下，梁思礼居然在两年后执意放弃能提供全额奖学金的嘉尔顿学院，只因为他迫切想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为国家建设出力”。 所以，梁思礼1943年考入有着“美国航空航天之母”、 “工程师的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5年后邓稼先也进入这所大学学习物理）在这里，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又用了四年时间取得了辛辛那提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梁思礼研究的方向是自动控制，硕士期间就独立负责美国海军舰船炮塔自动控制、自动控制炮塔瞄准等课题。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这个中国人一旦毕业，立马就能在美国的大工业公司那里谋到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从而一步登天跃升美国的上层社会。但是梁思礼从未这样想，八年的留学生涯，他心中念念不忘、朝思暮想的，依然是那一片古老的土地。 在1949年夏天，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便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那艘著名的“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时的感情，只有期望，没有留恋”。 当船还在海上时，梁思礼从无线电中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听说了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兴奋的梁思礼找来了一块红布，把一颗大星放在中间，四颗小星放在四角，在这面自制的国旗下，他召集其他人一同开了一个party,共同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02中国的导弹必须做下去 1950年1月，刚刚回国的梁思礼被安排到邮电部的某研究所，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工作，之后，还被派到越南，参与了《越南之声》的援建。虽然没能从事自己擅长的自动控制， 但在他看来，有工作做就是为祖国服务。“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梁思礼负责了喷气技术部分（即导弹和火箭）的起草。这一年是梁思礼生命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他迎娶了他的妻子麦秀琼，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明确了余生所要奉献的目标：研究中国人自己的导弹。 不久以后，梁思礼被正式调到刚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任自动控制研究室主任，成为了院长钱学森手下10个室主任之一。 所谓的自动控制系统， 简单来说就是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它在导弹飞行过程中遇到外界干扰偏离轨道时能够自动修正，同时在接近目标时，又按照制导指令改变飞行轨迹直接打击目标，可以说是导弹的“神经中枢”。 可在当时，五院100多人，除了院长钱学森，没有一个人真正见过导弹或火箭。梁思礼和别的室主任一样，手里既没有资料，也没有任何相关仪器设备。中国的航天事业，真正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梁思礼和其他同事们一起， 争分夺秒，经过反复分析试验，成功的研制出完全合格的国产燃料和原件。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试射成功，射程比它仿制的苏P—2火箭还要远一半。 两年以后，我国自行设计的中程地地导弹（东风二号）即将试射。梁思礼顾不上照顾即将临盆的妻子，只是在出发前匆匆对妻子说：“生了男孩就取名为‘凯’，女孩为‘旋’。”他相信一定能凯旋归来。 导弹发射当天，为了更好地观察弹道转弯的情况，梁思礼不顾危险跑到发射架侧面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导弹起飞几秒钟后，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掉了下来，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望着深深的大坑，很多同志泣不成声，梁思礼却始终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仍然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旋”，因为他相信一定能成功。在梁思礼的信念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失败，新中国的导弹事业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到做不下去也得做下去！ 如果说导弹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那么梁思礼就要做那勇猛的“驯火者”，要为这头巨龙套上笼头、绑上鞍鞯，驾着它驰向祖国强大的光明未来。
终于在两年后，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成功，从此我国拥有了自主研制的导弹。可是梁思礼并未满足于此。 通过试验，梁思礼发现东风二号原来采用的苏式技术有很大的隐患。苏联导弹的控制系统是无线电横偏校正系统，导弹在无线电的两个波瓣间飞行，但是一旦遇到复杂的山地地形，波瓣会被扭曲，导弹就可能打不准。 而当时我国已经在准备“两弹结合”（用导弹发射核弹头）的试验，全程都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导弹飞行过程中如果发生偏差，后果不堪设想。 发现问题的梁思礼果断跳出了苏联的框架，他经过反复计算，创造性地研发出了全惯性制导系统，不仅排除了山地地形的干扰，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导弹的制导精度。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用这种完全自主研发的“东风二号”导弹（改进型）携带原子弹从甘肃酒泉发射，准确命中新疆罗布泊的目标塔，一举震惊了世界！从此中国成为了真正具有核打击能力的国家。然而此刻，梁思礼和同事们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未来。 03回国，从来没有后悔过 中国的洲际导弹，被张爱萍将军称之为“叫花子手里的打狗棍”，在当年那个美苏争霸的时代，它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两弹结合”成功之后，梁思礼便开始了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研发。
洲际导弹飞行距离超过8000公里，要求目标打击精度更高，必须要用计算机控制制导系统。可当时集成电路技术还不成熟，世界上只有美国的“民兵”导弹刚刚装上这种计算机，实际运行中也是毛病不断，苏联的根本还没有研发出来。 研究集成电路的弹载计算机的重任就落在了控制系统总设计师的梁思礼身上。 受当时工作条件限制，大量数据只能靠手工穿孔纸带输入，运算一次要花很多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一个全新的制导和控制方法，大大减少了集成电路数量，有效降低了故障率，不仅完美解决了导弹控制问题，更为在国内大型工程上广泛采用国产小型计算机奠定了基础。可就在梁思礼和同事们踌躇满志准备下一阶段的研究时，那场巨大的风暴来临了。 早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 因为父亲梁启超“保皇党”的问题，梁思礼就在不停地被批斗、写检讨，“文革”开始后， 他的哥哥、姐姐们，还有他的妻子都被关进“牛棚”或者隔离审查。他83岁的母亲一个人躲在乡下的一间小屋里，不久便孤独地死去。 曾经，有人为他鸣不平说：“您后悔1949年回国吗？如果1979年回国，这些灾难和痛苦也许就躲过去了。” 梁思礼马上愤愤地回答：“这是什么话？！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从来不后悔！祖国需要的时候还不回来，那留学还有什么意义？对于如今还在海外留学的人，我想说：‘是好样的，就要学成回国。’” 文革结束后，梁思礼重新回到业务领导岗位，一直被迫搁置的洲际导弹也重新提上日程。当时负责国防科委的张爱萍将军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就是要向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 按照国际惯例，在公海上试射要提前公布目标的经纬度，这就等于邀请全世界来观摩这次试验，美国的军舰一得到消息就等在附近海域，就是要亲眼看看中国人的洲际导弹到底能不能成功。 对于担任精度分析小组组长的梁思礼来说，肩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带领小组成员，从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模拟了各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确保了本次发射的万无一失。 1980年5月18日，远程火箭从酒泉基地点火，在飞行了9070公里后，准确落在了南半球预定海域。后方总指挥部里一片沸腾！聂荣臻元帅激动地握着梁思礼的手说：“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你们立了大功。” 1976年—1978年，梁思礼任“长征三号”火箭控制系统负责人，1978年后又兼任“长征二号”火箭副总工程师。相对于其他项目而言，火箭的系统十分庞大，涉及到的领域、人员众多，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 多次的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深感到质量和可靠性对于航天事业的重要意义。他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生产出来、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 梁思礼领导实施了一系列质量控制和可靠性保证措施，使“长征二号”的可靠性大大提高。自1975年发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后，“长征二号”系列火箭连续将23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地送上天，更在后来成为我国载人航天的唯一运载火箭，神舟号系列、天宫号系列均由其发射成功。而长征三号火箭则成为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良好载体，遍布天际的北斗导航卫星大多数由其发射。 1981年以后，作为七机部总工程师，梁思礼大力推广航天软件工程化，先后领导了标准化、模块化、通用化的计算机自动化测试系统，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工作，极大地拓宽了航天工程探索领域，提升了工作的可靠性和效率，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划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04唯有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在百余年的近代中国史上，梁氏家族精英辈出。他们为后辈所积淀下的，不是巨额财富与显赫阶层，而是用知识、教养、胸怀、贡献、牺牲，构筑了真正的“豪门”。
梁家一门九子皆才俊，先后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院士，其他姐弟也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显赫的成绩，尽管他们每个人的兴趣和领域都不一样，但他们共同之处就是都在尽己所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曾经享受着父亲光环给他带来的无比荣耀，也曾在特殊时期遭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当有人问到梁思礼，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梁思礼的回答是：“爱国！” 晚年的梁启超曾写下：“人必真有爱国心，方可以用大事”，来告诫留学海外的子女。 梁思礼后来谈到，哥哥姐姐们都曾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只有他幼年即与父亲永别，国学功底自己最差，但爱国之心，是传承在梁家的基因里的，“唯有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梁思礼留学美国时，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好友——林桦，两人都是导弹系统的专家。当1949年梁思礼启程回国时，林桦选择留在美国；当梁思礼任国防部五院研究室主任时，林桦在五角大楼担任攻击系统负责人；梁思礼研发了“东风”导弹，林桦设计了“民兵”导弹；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但仍然拿着微薄的工资，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里；林桦成为波音公司首席科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拿着几十万美元的年薪住在西雅图的别墅里。 有人问梁思礼对此有何看法，他十分自豪地说：“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东风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除了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豁达的胸怀、百折不挠的勇毅、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事业和爱好的执着与专注，都成为梁思礼奋斗人生中的不竭精神源泉。
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养猪，人们都为之愤愤不平，可梁思礼却自得其乐，每天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 他把一头头猪养得健健康康、肥头大耳，他看着心里高兴，还穿戴整齐了与它们合影留念。那时候，他时常以父亲的话来劝慰别人：“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梁思礼喜欢音乐，最爱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常在家从头哼到尾。即使是“文革”期间，他也会在夜深人静时关上门窗，拉上厚厚的窗帘，悄悄给孩子们放苏联带回来的唱片。甚至在他弥留之际，还在嘱咐孩子，他的葬礼上一定不能播放哀乐，节奏太慢，他不喜欢。
2016年4月14日，91岁的梁思礼在北京的家中去世，他的葬礼上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圣桑小提琴协奏曲》，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植物园内的梁启超墓，“老白鼻”从此永远陪着他的父亲了。 梁思礼的一生，丰富多彩、贡献辉煌！今天的中国东风导弹被称为“世界真理”，载人航天技术世界领先，他作为第一代航天人，为祖国的强大奉献了一生！ 与那个年代国防科技战线上的所有人一样，他的身影被大戈壁上的黄沙遮掩， 他的名字被打上绝密的标签，他的事迹无人知晓，连同他的亲朋好友、儿子女儿，都不清楚他的具体工作。 他曾说过，“爱国，不需要理由”，在今天，当“东风”系列集体亮相，当“东风41”被外媒称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导弹”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他遗忘在历史里。 他的名字和他的丰功伟绩应被每个中国人铭记！今天，请让我们一起铭记和缅怀他！“饮冰室”出身的“驯火者”—— 梁思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