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无人否认，当前中美关系正遭遇1972年以来的最大冲突，甚至可能加剧。中美之争的本质是什么？本来，这一问题或可算常识，重复的历史和常规的理论都可解答，但由于舆论场的混杂可能干扰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所以此话题值得讨论。

  中美之争是不是制度之争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是因为中国不按照市场规则出牌，搞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如果中国遵循市场规则，美国愿与中国公平竞争，便不会有贸易战等冲突。这种观点就是将中美之争定性为制度之争。

如果中美之间真是制度之争，那么，美国就不会打压与它制度相同的国家。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打压便是反证。要说苏联和中国地大人多（1991年苏联人口接近3亿），所以美国要打压两国，日本国小人少，且制度与美国相同，美国打压它算什么呢？只能理解为日本对美国构成了经济威胁。

除了打压日本，美国还打压欧盟，尤其是打压欧元，这跟制度、意识形态不同有什么关系呢？另外，日本、韩国都在搞产业政策，德国也有工业4.0计划，为什么美国不打压他们呢？更甚者，美国农业如此发达，政府居然还要补贴农业。所以，中美之争，即便有制度、意识形态因素，也是次要的。

放在更长的历史看，“修昔底德陷阱”与制度、意识形态几乎没有关系。尽管雅典与斯巴达的政治和文化都不同，但两个城邦曾经长期维持和平关系，还联合抵抗过波斯。而两个城邦发生战争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乃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发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其实准确概念应是“争霸困境”）提出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列举的500年来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霸权国）关系的16个案例中，掉入“陷阱”即发生战争的12个案例，都不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异，而是利益争夺。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最为对立的美苏之间，却从无直接军事冲突。（参见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如果艾利森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先秦历史，会对霸权争夺有更多的认识。春秋时期，中国（中原诸侯国）与周边国家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例如楚国就曾承认自己是“蛮夷”。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常有冲突，但这种冲突跟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没有明显关系。例如，楚国挑战中国，齐桓公联合诸侯，以军力为后盾，与楚国和解，达成了召陵之盟。这意味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

晋文公期间，晋楚交战一次，即奠定晋国霸主地位的城濮之战。此后晋楚拉锯争霸，在80年时间中（从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即位到公元前546年弥兵大会），两国交战七次（参见笔者著作《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但都是两国的战略选择发生了改变，与制度、意识形态无关。也因战略改变，以晋楚两个大国为核心，诸侯国还进行了两次弥兵大会，第二次比较成功。截至春秋末期，晋楚两大集团之间基本无战事。

这意味着，不同制度且争霸的大国也可以媾和。甚至，某些诸侯国还与被视作蛮夷的楚国联合作战。根据笔者统计，《左传》记载了39次中原诸侯配合楚国征战的战例。所以，在国际体系中，战争的核心原因和目标是霸权及其背后的利益，而非制度与意识形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华为的封杀，更可能是因为华为的中国背景，而不是华为在5G上的领先优势。很多欧美日企业在某个领域都有对于美国的领先优势，但美国并没封杀他们”“因为韩国与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和战略冲突”，所以“美国没有限制、打击三星的发展”。

这种观点可谓前一观点的变种。我们可以这样组合：“中国+华为”“中国+三星”“韩国+华为”“韩国+三星”。韩国这种小国拥有华为所能发挥的效能，跟中国这种大国拥有华为所能发挥的效能，是大不相同的。

可以肯定，后两种情形都不会被美国打压，不管该企业是华为还是三星。原因不是韩国的制度跟美国相同，而是韩国国家实力的综合体量太小了，故后两种组合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但是，前两种情况对美国肯定会构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可以承认华为被打压是因为它的中国背景，但需要明确这个背景到底是什么——是国家体量构成的效能而非制度。其实，虽然中国进步不小，但平均水平还不如韩国、新加坡，但美国为什么不渲染“韩国威胁论”“新加坡威胁论”呢？因为两国体量较小，而很难威胁美国。强调一下，同一技术分别被大国和小国使用，产生的规模效应完全不同。

因此，将制度之争作为中美之争的本质，是天真幼稚的。

中美之争的本质是什么？

中美之争的本质是霸权之争，它可以具体表现为科技之争、经济之争、军事之争、货币之争、文化之争等。国家也是经济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国家利益是最高利益。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就是霸权。

霸权即世界主导权有什么好处？其最基础的好处是在国际社会中享有不平等且有优先权的交换关系，简言之，就是国际特权。美国霸权为美国带来了许多好处。典型者，如美元霸权其实是对他国财富的一种掠夺。

不过，国际特权古已有之。《左传》记载，晋国在当霸主期间，因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人，晋国居然命令诸侯为杞国筑城墙（公元前544年），而这显然不是诸侯的义务。并且，晋国还责令其他国家向它进贡。由于霸权有巨大好处，所以，霸权不是一个国家想不想要、该不该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要的问题。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对此其实有比较成熟的研究，它能较好地解释国际关系。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观念，有王道、霸道和亡道之别（《荀子 王霸》）。霸权之争属于现实主义，也属于霸道，而理想主义则属于王道。第一强国的行为模式决定了天下秩序的基本格局。在为世界建立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虽然美国功不可没，但它也享有不少国际特权，不乏霸道行为，故当今世界也就是霸道的世界。不过，霸道不是最差的，亡道才是。按照荀子的观念，苏联走的大概就是亡道路线。

中美之争，要在霸权。但这不是说中国已经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了，而是美国认为它的霸权受到了威胁。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的确是最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和潜力的。用通俗的话讲，老大永远是防范和打压老二的。单位中如此，江湖、黑社会中也是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待当前中美之争（目前中国处于守势），倒不必有太多意气、动机和道德色彩。如果中国处于美国的位置，也可能打压老二。当然，如果中国继续强大，能否走出一条现代王道，或可期待。

中国对待中美关系当持何种理念

认清了中美之争的本质，可以确立对待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理念。

第一，拒绝幼稚主义。不要认为，中国改变了制度，美国就不会打压中国了。

第二，拒绝义和团思维。幼稚主义的另一极端是义和团思维。不能因为美国可能成为中国的长期性、战略性、对抗性的对手，就仇恨美国，抵制美国，不认可和学习美国的优点。意气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在国际关系甚至更广泛的人际关系中，关键不在于对方的动机，而在于对方的实力和潜力。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多利益，这就是动机，无甚差别，但并非每个人都有实力获得更多利益。动机可以谈，但要少谈。凡是与中国有利益冲突的国家都企图削弱中国，但它们未必有这个能力。

美国对待中国，关键不在于它有遏制中国的动机，而在于它有遏制中国的能力，虽然未必能成功。因此，即便美国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坏（其实至少比苏联好），中国也应少纠缠“美国为什么那么坏”这样的问题，应该多研究“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这样的问题。（参见笔者于2019年4月5日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新义和团：从反美国到反现代》）

第三，主动深化改革开放。尽管中国改革制度不会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但是，这不是中国不改革的借口。中国是否应该真正深化改革开放，跟美国无关，只跟自己有关。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应该是主动性的，而非被动性的。

第四，继续学习美国。美国仍比中国先进很多，有许多优点值得中国学习。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本思路，仍未过时。

第五，超越霸道，走向王道。目前，美国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都有不少霸道行径。中国当然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但是，回应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中国应该更加开放，团结更多国家，与他们共享利益。虽然正义未必胜利，但若实力接近，正义一方必胜。

由于中国的实力还远不如美国，如果中国跟美国一样霸道，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支持中国呢？如果两个国家在道义上相当，其他国家的理性选择显然是支持强者。

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的确是最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和潜力的。用通俗的话讲，老大永远是防范和打压老二的。单位中如此，江湖、黑社会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