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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2019-02-09 [关闭]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一个观点:“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

这个推论同样是过于简单化,由一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得出这个国家全面腐朽的结论。

该书把金融危机的缘由归结于美国老百姓“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简单得可笑。

如果不干活就能住大房子,谁会不愿意呢?

绝不是只有美国人会这样想。

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7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5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

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

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中学时,涉及极少。在高校中,也主要是文科的学生在学。

很多人感觉逻辑学不过是文科中的一个科目罢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学。

这是错误的认识,逻辑学应该从高中就开始学,而逻辑思维则应该从小学就开始训练。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

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

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 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

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

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

几乎没有。

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

众说纷纭。

老庄讲道,什么是道?

没有定义。

《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

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

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

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

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

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几个人讨论马。

第一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000斤重的马。

第二个人说,我见过一匹10厘米长的马。

第三个人说,你们是开玩笑吧,哪里有重达万斤的马?更不会有10厘米长的马!

第一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河马!”

第二个人回答道:“我说的是海马。”

正是因为他们对“马”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讨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海马和河马都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马,此处只是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

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

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中用了“屁精”一词,引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的质疑,因为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善于拍马屁,二是指同性恋。

理解不同,对小品的评价也就有了不同。

再如,我们讨论美女的时候,一个人说这个女孩好漂亮,另一个人说一般情况,又有一个人说根本就是个恐龙嘛!

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因为在他们心中,美女的标准是不同的。

按照不同的标准来讨论,这种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学习中的一些争论,往往各说各理,谁都不服气,虽然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词语,但是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却千差万别。

即这同一个词语,表达的却是不同的概念。

既然大家讨论的是不同的概念,根本不是一个话题,怎么会有结果呢?

当然,对于一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应该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讨论。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

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

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

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

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

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

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

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

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

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

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

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

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

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

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

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

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

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

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

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

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

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

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

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

“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

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

实际上,象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

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

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

什么叫“应该”?

什么叫“更多”?

什么叫“管理人才”?

怎么样算“培养”?

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也可以呀。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

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

二、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有很多人分不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差别,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又由于中国人的集体观念比较强,批评某个集体对于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批评个人。

对群体的批评常会造成中国人之间窝里斗,地域之间、贫富之间、职业之间,互相攻击,这就是因为没有分清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实际上,当我们说某个集合概念有某种特征时,并不能得出这个集合中的每个个体都有这种特征的结论。

当我们说某个群体具有一个特点的时候,不代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这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说南方人善于做生意,这里的“南方人”是集合概念,但不代表每个南方人都善于做生意。

再如说山东人长得比较高大,这里的“山东人”也是集合概念,并不能证明每个山东人都长得高大。

再如“中国人老是窝里斗”、“中国人缺乏思辨力”这样的命题,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说明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集合概念,并不能得出每个中国人都丑陋的结论。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理解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的差别。

有不少人认为谈论中国人的缺点时应该说成是“有的中国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这种人主要是心胸问题,心胸狭碍,他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只喜欢听别人的表扬,当别人夸奖中国人的时候,他不会要求在“中国人”前面加上“有的”。

黎鸣先生写过《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文章,很多中国人很不满,说按照黎鸣的观点,黎鸣也很愚蠢,因为他也是中国人。

这就是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没有分清,这里的“中国人”是集合概念。

同样,笔者在本书中大谈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及劣根性,这里的“中国人”同样是集合概念,不代表每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集合概念是与非集合概念相对的,反映由同类分子有机构成的集合体的概念。如:“中国共产党”、“森林”。

在某一思维对象领域,思维对象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一种是同类分子有机结合构成的集合体,另一种是具有相同属性对象组成的类。

对象集合体与对象类的根本区别是:集合体的性质,构成集合体的个别对象不必然具有;对象类具有的性质,组成类的个别对象必然具有。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分别是对思维对象集合体、对象类的反映。

集合体的根本特征,决定集合概念只反映集合体,不反映构成集合体的个体。

在不同场合,同一语词可以表达集合概念,也可以不表达集合概念。

如:“人”,在“人是由猿转化而来的”这一判断中,“人”是集合概念,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由猿转化的性质;

在“张三是人”这一判断中,“人”是非集合概念,表示人这一类动物或其中一分子。

区别某个语词是否表达集合概念,须结合语言环境而定,即需要把某一领域的每一个对象与概念反映的性质联系起来考察。

准确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有助于避免犯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

三、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 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

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

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

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

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

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

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

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

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

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

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

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 不确定性), 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

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在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一开始,水师提督之子宾少爷的狗阿才咬了肉贩,肉贩将狗打跑,结果宾少爷要求肉贩赔偿他300两银子;

而状师宋世杰则让自己的仆人咬了宾少爷,被宾少爷打跑,宋世杰按照宾少爷的逻辑类比推理,要求宾少爷赔自己1000两银子。

后来,富商的儿子打死人,宋世杰也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为富商之子辩护,这种诡辩方法歪曲了事实。

他当堂踢打凶手,凶手没有死,如果几年后死了与此无关;而凶手也没有当场打死被害人,是第二天才死。

宋世杰用这个类比说明被害者的死与凶手无关,毫无疑问,他的逻辑是荒唐的。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

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

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

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

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

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

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

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

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有言:“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

简单地以老黄瓜类比国家,不仅是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而且语意模糊。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

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四、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

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

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

比如,对于体育明星姚明、科比等等,明显分成两个阵营,姚黑姚蜜,科黑科蜜,整天在网上骂来骂去。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

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

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对待现代人同样如此,中国人很容易将某一地区、某一阶层或是某一职业的人妖魔化。

在国家政策上,我们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分治,也是一种二元思维。

它把全国人民简单地分成了农民、市民两个部分,用户籍制度加以区别。

但实际上,不论是通过历史纵向来看,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农民与市民都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而是互相融合、互相转化的。

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农民与市民的截然不同,农民随时可以进城做生意成为市民,中了科举还可以到城里做官;

同样,城市人也随时可以到农村买块地过田园生活,即使是贵为宰相,下了台也可能去做农民。

国外也是如此,一个人,他可以自由选择去务农还是务工,即使美国总统华盛顿,下台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农场。

正是由于当前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夹缝中的群体,他们户口是农民,工作却在城市,即非农民,也非市民,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五、错误推理

在生活中,人们即使不经过专门地学习,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些固定的思维逻辑,但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理,往往不能推出确定的结论。

如果再按照这些或然性的结论做其它推理,那就更没有说服力了。

我们前面谈的以偏概全、类比推理等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与人的讨论中有时会发现这种现象:你说的话明明不是这个意思,但某人却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根据这个错误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

显然,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攻击的其实是一个与你无关的观点。

对于这种行为,有人给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多次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引起不少人的攻击。

有个人在网上发评论说:“我是个医学院的教授,我认为,同性恋不宜提倡。”

这里面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他作出了错误的推论。

因为李银河从来没有说过要提倡同性恋,只是说政府和公众要正视,而不要装作看不见而已。

这位教授对李银河观点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逻辑就是:你替同性恋说话,你就是提倡同性恋。

这是没有道理的。

他所反驳的观点根本就不是李银河的观点,这不是乱放炮嘛!

并且,此人还以“教授”自居,似乎做了教授就代表了正确,显示了其无知与自大,格调更低一等。

而攻击李银河的人中,大部分人的逻辑都是和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差不多的。

在反驳论证中,象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一样思维的人非常多,他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观点做出片面的或是错误的理解,得出一个与别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当成别人的观点进行反驳和攻击。

这种思维的错误就在于从别人的论述中推不出反驳者所理解的观点。

比如,这位“医学院的教授”,从李银河的论述中推出“李银河提倡同性恋”的结论,这是推不出的,是这位“教授”逻辑思维能力太差造成的。

而按照一些愤青的逻辑,一个中国人,你夸日本好,那你就是汉奸;你夸美国好,你就是“鹦鹉”;你说中国不好,那你就是卖国贼。

毫无疑问,这些论断是有问题的,是没有道理的,夸不夸中国,夸不夸日美,和是不是汉奸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经常有人谈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谈美国的优势,这时就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

这个反驳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人夸奖美国,并不能证明这个人认为美国完美,这个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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