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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供给抑制掐住中国经济发展喉咙
2016-03-08 [关闭]

本文摘自《供给侧改革》一书有删节,原文标题《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提高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作者:滕泰

 

 

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取决于五大财富源泉。解放生产力也必须从这五大财富源泉出发,全面解除对它们的供给抑制。

 

第一个财富源泉是人口和劳动力

三年前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于呼吁放松人口控制政策,如今二胎生育控制已经全面放开,解决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后顾之忧。可是,作为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劳动成本上升的如此之快呢?显然,户籍制度、档案与人才流动管理制度、社保与保险制度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可以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降低劳动用工成本。虽然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尚存争论,但我认为,农村还有“相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人口红利”。所谓“相对剩余劳动力”或“相对人口红利”是什么意思呢?目前中国农村人均 GDP 与城市人均 GDP 相差五倍,也就是说一个农业人口一旦在城市找到工作,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提高四倍。因此,只要解除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抑制,比如短期适当放松户籍制度,促进人口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自由流动,就可以进一步释放中国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的增长。此外,在以档案管理为核心的人才流动机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非市场经济的桎梏。又比如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基数过高,也变相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但是却并未增加员工的当期收入和当期消费。因此,如何下决心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社会保障制度,在员工福利总体不降低的前提下,使中国的企业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

第二个财富源泉就是土地和资源

最近十年如果不是土地、地租、资源的价格成倍地上涨,很多企业的利润不至于被侵蚀得如此严重,甚至被逼到倒闭破产的边缘。从农业生产效率看,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一直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产出效率自然很低。如果土地产权明确,且可以自由流转并适当集中,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就会大幅提高。然而调查表明,中国农村各地,居然有 120 多种土地承包方式,根本没有办法从中央层面出台“一刀切”的顶层设计方案。那么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如何推进呢?如果不能出台顶层设计方案,就应该通过中央立法的方式确定改革原则,把具体改革的权力放给基层。除了农村土地承包方式五花八门之外,在中国每一个城市和农村的城乡结合部,都是一个土地产权的迷宫,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价格上涨的巨大利益,在政府与集体、个人的复杂博弈中被瓜分,还留下无数“城中村”、小产权房之类无法拆除的“肿瘤”。不论是房地产,还是工业、商业工地,不论是平原,还是山地,都存在供给抑制、供给结构问题,以及供给成本过高的问题。与土地产权相关的矿山也是一样,各种矿产资源的产权关系是否明确,矿产交易市场发育是否完善,直接影响开采的粗放还是精细,直接影响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的供给价格。总体而言,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供给抑制还比较严重,在产权优化和资源供给效率提高方面还有很大改革空间。

第三个财富源泉是资本和金融

中国是全世界资本最多的国家,我们有 3.5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民、企业加上政府的储蓄有100 多万亿元。然而,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利率水平却是全世界偏高的,民间借贷成本更高得难以想象。全世界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存在的价值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在储蓄者和企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我们的金融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呢?在二者之间挖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一边是储蓄钱多的找不到去处,叫作“资产配置荒”,一边是企业找不到资金,闹“钱荒”!为什么在全球资本最多的国家出现了最严重的资本短缺和最贵的资本价格?除了货币政策,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金融抑制。如何解除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给效率,大幅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如何用资金价格的标准衡量打破银行垄断的真实改革效果?利率市场化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怎么改革?如何让利率反映中国真实的资金供求关系?怎么改变中小企业获取资金困难的情况?如何加大资本市场创新、开拓直接融资新渠道、培育适宜新供给发展的资本摇篮?这显然是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第四个财富源泉就是技术和创新

要实现中国产业从低端的复制性供给结构向高附加值的创造性供给结构转变,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从而实现技术、方法和业务模式的创新。中国还没有形成创新型的科教体制,高中、大学培养的都是知识型人才,而不是创新型人才;很多国有科研机构白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却缺少真正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技术,教育制度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决不仅仅是增加投入的问题。最近几年,中央和各地政府在高科技产业园区孵化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努力,给高科技创新企业不少优惠和扶持,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创新的效率,加速了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形成。不过,创新和技术供给的基础还是教育体制,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虽然每年都消耗着巨大的财政资源,却并未减少家庭的教育投入支出,并且用各种僵化的知识和无穷无尽的考试消耗着孩子们的青春。显然,教育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场变革,而是一场革命。

第五个财富源泉是制度和管理

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财富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增长动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人口、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迅速提高了粮食产量——所以,制度就是财富的源泉。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李克强总理指出,每一个制度改进的地方都孕育很大的潜力。举例来讲,很多国有企业所占有的资源很多,但单位资源、资本的产出都远远低于自由竞争的民营企业,改革这些低效率的部门自然会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很多国有企业的员工只用了较少的积极性在工作,如何让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到 100% ?搞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单位资源、资本、劳动的产出效率,中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以释放!

 

从这五个方面的财富源泉来看,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存在普遍的“供给抑制”。邓小平说,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解放生产力的核心就是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供给抑制。要通过改革,解除对人口和劳动的供给抑制,提高劳动供给效率,降低综合人工成本;解除对土地的供给抑制,提高资源的供给效率,降低地租和资源的成本;解除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降低资金成本;解除创新抑制,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成本;解除制度抑制,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从这五个方面发掘,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很大,可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越是供给抑制严重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金融、房地产),供给价格越高,供给效率和质量越低,改革的空间也越大。2013 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与 2012 年笔者《新供给主义宣言》中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提法基本吻合。然而,两年时间过去了,企业的劳动用工成本依然在上升,地租和资金成本依然居高不下。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明确提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些都与我们多年以来从五大财富源泉出发推动供给侧改革思想相吻合。告别“三驾马车”,重视五大财富源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改革措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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